三、中國主體與中國價值：中國崛起的哲學支點

中國崛起的進程與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的一致性，要求中國的崛起要有新的哲學，而支撐這個新哲學的，就是與國際通用的因而也就能夠互相對話的法權——這是現代文明誕生的邏輯起點——語境相一致的“中國主體”和“中國價值”的概念：前者產生于國際間承認的中國主權地位，它反映了世界共性中的中國“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的個性意識，后者產生于國際法中的主權平等的基本原則，它反映了中國百年追求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價值觀和新中國外交一直奉行的“不稱霸”的國際觀。“價值”論是天然的主體間平等的民主論，而霸權或霸權依附道路都是“價值”觀的國際反動。

中國崛起要有中國的哲學立場。“中國主體”，講的是主權絕對的立場；“中國價值”，講的是主權絕對平等的立場。主權是目前國際法中的絕對主體，而絕對主體與絕對平等關系則是現代國際法產生和得以發展的絕對前提。絕對平等當然只能是絕對主權間的平等關系，而不是片面地單方的犧牲關系。可以說，中國主體與中國價值，既是認識與解釋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全部政治追求的哲學支點，也是認識和解釋中國崛起現象的邏輯起點。

沒有“中國主體”的哲學認識，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主體性中國國家主權意識。即使是現代資產階級國家也有英美式的主體性國家主權和拉美式的依附性國家主權。有人說，西方想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不準確。確切地說，他們想要中國走的是失去主體性國家主權的拉美式依附性資本主義道路。即使是社會主義，也有依附型東歐模式和自主型的蘇聯和中國模式。毛澤東拒絕的就是依附于蘇聯的東歐模式。

中心與外圍、主體與依附的斗爭而不是什么“文明的沖突”，更不是什么“專制與民主”的斗爭，是當代國際政治的本質所在，同時它也是中國崛起進程中面對的真正挑戰所在。“中國主體”的概念，是中國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個性宣誓，“中國價值”，則是中國堅守國際民主普遍價值莊嚴承諾的。

另一方面看，“中國主體”，從哲學上講同時也是一個被規定于“中國價值”概念中的有限性概念。肯定產生于規定，規定是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自我邊界限制。歷史表明：大國力量崛起于地區性守成而消釋于世界性擴張。古羅馬帝國、大英國帝國的衰落，20世紀40年代德國、日本等帝國毀滅，以及90年代蘇聯帝國瓦解的事實，證明了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壟斷世界事務。而在這個世界中獲得較長時期發展的國家，卻多是在多元世界中很好地把握自己力量邊界并與其他國家和諧相處的國家。政治就是最大可能地擴張自己的利益，而在最恰當的地方找到妥協的邊界。

俾斯麥是把握“地區性守成”即有限性崛起的外交哲學的大師。他以鐵血統一德國后，堅持與四鄰交好，孤立法國，長期消化德國統一成果的政策。在國家崛起的“有限性”這一認識上，俾斯麥不惜與威廉二世決裂。而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兩次毀滅則反證了俾斯麥“地區性守成”的外交哲學的巨大價值。而造成這種歷史悲喜劇的哲學原因則在于德國把握國家崛起有限原則的遠近。

俾斯麥退休后有一天在大學生面前戲言，到1950他們還會為皇帝和帝國而舉杯慶祝。但在私下的講話里他卻很悲觀地談到帝國的未來的危險，他說，“有可能，上帝給德國安排好第二次分裂的時間和在此基礎上而出現的一次新的光榮時代的可能性”。 德國的歷史不幸被俾斯麥言中：1949年底，德國正式分裂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9月20日成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0月7日成立），1990年，德國又再次統一。

真理多走一步就會異化為謬誤。中國崛起是真理，但如中國崛起帶了無限擴張，這就會陷入威廉二世式的荒謬。無疑，中國統一臺灣并由此崛起后，中國與世界將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磨合、消化與休生養息的時期。現在中國崛起并不需要擔心，我們需要考慮更多的是，崛起后的中國是否可以繼續不驕不躁不稱霸，是否還可以與世界和平共處，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力量慣性是否會使中國這列高速火車在其最佳地方和最佳時候卻無法剎車。國家主體的強力崛起與多元的國家價值柔性共存，是一對需要高度藝術技巧才能把握的哲學概念，也是中國崛起過程中形成的國家意識和國際意識中最需要而又最難把握的戰略性概念。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與世界觀察》2005年第1期,　經作者授權轉載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