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承諾的重獎激發了企業爭創馳名商標的動力，但在一些地方出現的馳名商標數量激增的現象，卻讓政府感到意外。

據今年2月12日《時代周報》題為《“馳名”商標泛濫調查》的報道，2006年，浙江永康出臺政策，對轄區獲得中國名牌、中國馳名商標的企業一次性給予l00萬元獎勵。后來，“步陽”牌商標榮獲中國馳名商標，實現了永康市馳名商標“零”的突破。但此后短短幾個月間，永康市又有9家企業的商標先后榮獲中國馳名商標。其中，光防盜門企業就占了6家。

而記者在永康市政府2006年4月發布的《永康市“十一五”商標品牌培育發展規劃》上看到，該規劃的發展目標是“力爭在今后五年時間里創中國馳名商標2件”。

為什么一時間馳名商標呈現出井噴的態勢？究其原因，是馳名商標的司法認定內幕重重，貓兒膩很多。

杜律師說，實踐中確實存在一些國內企業制造假案獲得馳名商標的司法認定，進而套取政府高額獎勵的情況。一般來說，企業會找到商標代理機構為其運作相關的“侵權”事實，然后聘請律師起訴“侵權人”，請求人民法院在認定侵權成立的基礎上認定企業所有的商標是馳名商標。

他向記者透露，在尋求馳名商標司法認定的案件中，原告都是真的，但被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起訴地找企業或個人當被告，請他們配合；另一種被告可能是假的，企業串通法官，缺席判決。在第二種情況下，從中牽線的商標代理機構或律師必須跟法官溝通好。

據報道，2006年發生的汕頭康王馳名商標案，已被證實是一起假案。在一審中，原告汕頭康王公司的代理人自行找來了被告的身份證復印件，以被告的名義注冊了“侵權”的域名，并找到自己的老鄉出任被告的代理人——整個訴訟行為最后被證實是由汕頭康王公司一方自導自演的。后因該案的案外利害關系人向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使得這件假案大白于天下，而公眾也從此案中見識了馳名商標司法認定中的貓兒膩。

“馳名”泛濫背后的貓兒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出現的馳名商標泛濫的現象主要發生在2006年至2008年，而請求馳名商標司法認定的企業多數來自江蘇、浙江和福建三省。

記者以“網絡域名侵犯商標權糾紛”作為關鍵詞，在中國法院網裁判文書檢索系統找到了40多份尋求馳名商標司法認定的裁判文書，其中由法院作出判決的約占一半。受理案件的法院主要集中在湖南、江西、甘肅和遼寧等省。記者發現，在法院作出判決的案件中，大多數都認定了原告的商標是“馳名商標”。但這些案件從原告起訴的時間到法院作出判決的時間通常不到半年，短的只有兩個多月。而企業若要通過工商部門認定馳名商標，往往需要一到兩年。相比之下，司法認定成了獲得“馳名商標”稱號的一條“捷徑”。

有媒體披露了馳名商標司法認定中的貓兒膩：一些企業通過商標代理中介機構，在外省找“托兒”，以“托兒”的名義注冊與上述企業商標名稱“重名”的計算機網絡域名，并給企業發傳真要求高價出售。企業便以此為由向“托兒”所在地區的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在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即“托兒”)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同時，認定企業的商標為“馳名商標”。

相關案件的判決顯示，絕大多數被起訴“侵權”的“托兒”都沒有到庭，但其委托代理人都出庭了。這并不是唯一的疑點，記者在上述公開可查的裁判文書中發現，原告在侵權行為發生后很短時間內就準備好了翔實的證據材料；有幾個代理律師的名字在同一法院審理的不同案件中頻繁出現，甚至有兩個由同一法院受理的案件，原告是來自浙江省不同城市的兩家企業，但兩個原告請了同一個委托代理人，兩案的被告也是同一人。此外，所有判決原告勝訴并認定原告的商標為馳名商標的案子，被告都沒有上訴。

“許多要求司法認定馳名商標的案件，從形式上看是符合立案條件的，但背后往往是企業和代理機構在串通造假。”從事知識產權法研究多年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建民告訴記者，“這不僅認定了假的馳名商標，也可能滋生腐敗。因為造假需要買通別人來認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司法認定的馳名商標，絕大多數并非在產品的原產地發生糾紛。有些商品，無論是在原產地還是糾紛地，都毫無知名度，以至有熟知內情的人將法院判決稱之為“兄弟省市送的大禮”。因為“送出”的是“馳名商標”。

或許是看出了其中的貓兒膩，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獎勵政策時不再對工商行政認定的馳名商標和通過司法認定的馳名商標“一視同仁”，后者的獎金數額大大低于前者，甚至得不到獎勵。例如，浙江省嵊州市2007年的獎勵是：“對當年獲得中國名牌產品、中國馳名商標或中國出口品牌的企業獎勵50萬元”，而2008年和2009年的政策則加了一句：“對通過司法認定獲得的中國馳名商標獎勵10萬元。”而前述2009年沈陽市對馳名商標獎勵政策的對象，也僅限于“由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或商標評審委員會認定的馳名商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