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好與壞可以立竿見影，而預防工作搞得好不好，要幾年后或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后才能見到效果。眼下社會是浮躁成風，重視當下業績，誰還會做那些幾十年后見效的“傻事”？

做了十幾年預防工作的何權瀛深知醫生走出門診大樓對患者之重要，同時也深知走出去之難。他說，臨床試驗醫學與臨床流行病學是臨床醫學這一馬車的兩個輪子，一輛馬車只有一個輪子或者兩個輪子大小不一，完整性不同，這輛馬車不僅跑不快，弄不好還要翻車。

“現在的問題是，許多呼吸科醫生不懂臨床流行病學，缺乏流行病學知識，甚至分不清發病率與患病率、病死率和死亡率的區別，整天忙于疾病治療，而且多為治理下游階段，搶救那些瀕危或者臨近死亡的晚期患者，沒有意識到應當通過臨床流行病學方法確定呼吸病的概況和全局，摸清楚這些疾病的發生發展規律，才能找到切實有效的防控這些疾病的措施。經驗表明，臨床醫生只有真正掌握了臨床流行病學知識和方法，才能進一步提高臨床技能水平和科研思維水平。”

提倡預防為主是我國衛生工作方針之一。提倡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已經是老生常談了，然而效果并不顯著。何權瀛分析說，預防工作重要，這個道理都知道，臨床醫生也知道預防呼吸病重要，知道是一回事，做不做、如何做是另一回事。分析其原因有很多：

第一，現有的醫療體制沒有相應的保證機制，把預防工作作為醫療的一項“剛性指標”來要求和考核；

第二，臨床醫生，尤其是大醫院的醫生太忙，忙得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預防、宣傳工作；

第三，預防工作是慢功夫。治療好與壞可以立竿見影，而預防工作搞得好不好，要幾年后或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后才能見到效果。眼下社會是浮躁成風，重視當下業績，誰還會做哪些幾十年后見效的“傻事”？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張拓紅和陳育德則通過對結核病控制的考察發現了其中的沖突。他們在提交給論壇的論文中說，結核病看似簡單，有著明確的診斷和治療手段，但由于人本身的復雜性，其長時間治療和追蹤管理需要醫療機構與公共衛生服務機構的及時互動和有效協調。

遺憾的是，已經一定程度“市場化”的醫療機構，治療結核病患者就不僅有幫助患者恢復健康的動機，還要有獲得經濟利益和成本補償的驅動，讓這些機構去做那些甚至無法彌補成本的公共衛生服務，如病人追蹤管理，其難度不小。

“雖然可以通過監管來實現，但監管的成本會很高。兩者的協調，發了不少文件，效果不佳。目標的分裂，所導致的結果是支出增加，包括公共支出增加（監管成本），私人產品增加（如醫院短期使用二線抗結核藥物治療病人導致的高花費）。”

于是就有如此尷尬的事：不少病人輾轉在肺病專科醫院或者大型綜合性醫院治療之后，才回到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接受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抗結核藥物免費化療。

“整合涉及的不單單是思維的轉變，也有利益格局的調整，而這是更加現實的困難”

在本次論壇上，使用頻率最高的詞是“整合”。這是面對醫學之“病”醫生們開出的藥方。臨床醫學要和公共衛生整合，大醫院要和社區衛生機構整合，醫學要和人文科學整合……

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醫科大學原校長湯釗猷說，復旦大學和上海醫科大學并校后，醫學院的幾個主要部分都分散掉了，這很可惜。“也許幾個部分獨立出去有利于各自的發展，但醫藥衛生各學科的聯系無疑是削弱了。以前我們寫肝癌方面的書，馬上就想到流行病學教授、免疫學教授，現在大家都疏遠了。”

他傷心的不是大家私人聯系的減少，而是基于這樣的事實：現代醫學下的醫生必須有一個整體的觀念，各個學科都要了解一些，否則必然走上迷途。

湯釗猷還指出，在醫學實踐中，往往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有成就的科研人員，往往是人文比較好的，因此，成就一個醫學科研人員，“軟件”不可少。“醫生現在都忙得不得了，我們以前一天做1－2個手術，而現在年輕醫生一天要做五六個手術，能有多少時間靜下心來思考醫學的發展方向？”

“比如說，現在在我們這個領域最熱的是肝移植、微創外科、介入、射頻，現在在臨床治療中都得變成非常實用，也非常有效，但都不是我們中國原創的，都是我們從國外引進的。有沒有可能有我們自己原創的東西，這需要我們潛心思考和研究才能實現。”

杜治政說，醫學整合是對當今醫學整體化趨勢的回應，也是醫學目的的回歸。“當年，細分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病人，現在，整合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病人。”不過，他也指出，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樣，整合涉及的不單單是思維的轉變，也有利益格局的調整，而這是更加現實的困難。

“醫學分化形成的專業或專科造就了一大批專業技術人才，他們通過辛苦的勞動贏得了榮譽，也獲得報償；高新技術武裝的醫院，在市場經濟中，與醫藥企業互相結合，成為穩定的利益集團。醫學整合所持的出發點，特別是臨床和預防的整合，將保健服務從醫療轉變為醫療和健康并重，很可能造成門診量減少，醫院床位空置。這必然影響到部分人的利益。”

來源：中國青年報（記者 董偉） 編輯：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