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的時間，近60家紀錄片社會制作機構，圍繞著“活力中國”這個大命題進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角逐。

“現實”兩個字成了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CCTV-9）首次邀請招標活動的關鍵詞，招標的6個選題全部都是社會現實類，從新職業到美食、從旅游到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等等，均指向中國經濟社會中最為活躍的部分。

“以前，我們的紀錄片更像是掛在美術館中的精美油畫，大家只能遠遠地欣賞，缺少了一種互動。”在央視紀錄頻道總監劉文看來，讓這個頻道播出的作品更加承接地氣，把當下的熱點，中國人的智慧、情緒和對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都表達出來，已經成了央視紀錄頻道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而此次發動社會力量招賢納士，正是希望借此尋找一些能夠多方位描摹中國，深度關注中國人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作品。

歷史類記錄片制作精良但遠離現實

紀錄頻道開播前，“時代寫真”欄目備受紀錄片人關注。按照之前設置，紀錄頻道每天4個小時的首播節目中，半小時的“時代寫真”是一個紀實類紀錄片的時段。可大家沒想到的是，這個欄目首播的卻是講述招商局歷史的《文明的腳步》。

“時代寫真”首播的并非人們預想的紀實類紀錄片，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分析說，紀實類紀錄片這些年的發展的確不容樂觀，以至于片源嚴重缺乏。

通過鏡頭從一個人人生軌跡的片段中看到一個行業的新生與發展，并折射出現今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愛上新一行》；展現中國飲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地域文化的異彩紛呈，通過體驗者尋找獨特平民美食旅程的《行走的餐桌》；展示將業余愛好玩到極致的普通人的《極致玩家》；聚焦主人公追逐財富夢想過程中心路歷程的《淘金夢》……央視紀錄頻道這次招標主打現實牌，把鏡頭對準了那些走在路上的活生生的人，可以說是還原了紀錄片最本質的生活質感。

“在頻道建立最初，為了保障播出量，采用了大量歷史類紀錄片，這是因為歷史紀錄片大多制作精良，而社會現實類紀錄片雖然有很多好選題但往往制作粗糙，而且播出都有時效性，所以這類紀錄片的數量很少。”劉文說。

從央視紀錄頻道已經播出的節目內容來看，《美麗中國》、《頤和園》、《玉石傳奇》和《帝國興衰》等都屬于歷史人文紀錄片，而頻道正在籌拍、備播的紀錄片大多也屬于這種重大歷史題材的創作，稍微帶點當下時效性的可能只有《南海一號》了。

“我們的紀錄頻道要表達中國的東方價值文化，或者更多的是一種能激勵人的，向上的，勵志的，完成夢想的，帶著希望的一種東西。”對于央視紀錄頻道的定位，劉文和他的團隊總結為16個字：全球視野、世界眼光、國際表達、本土價值。

事實上，帶有強烈“中國風”的歷史人文紀錄片在國際上一直口碑不錯，也是讓中國紀錄片人挺直腰板的驕傲，而長期和國際同行們合作的上海紀實頻道總監應啟明卻有自己的看法。以他的經驗看，如今的外國觀眾不但喜歡《故宮》、《頤和園》，也對發生在中國當下的現代化進程感到陌生和好奇，海外市場的關注已經從“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偏移。

紀錄片更需要關注“人的存在”

深獲各方好評的《大國崛起》、《復興之路》及《公司的力量》幾部“大片”的執行總編導、總撰稿周艷，是央視紀錄頻道的副總監。對于題材和表現方法，她認為應有國際視野，共同的情懷。她舉例說，國外的紀錄片視野非常廣，從阿富汗的女司機，到印度村子的女性，但始終“關注人的生活和價值”。

而在觀眾看來，如今熒屏上播出的很多紀錄片卻越來越“不食人間煙火”，從題材到內容離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不小的距離：不是歷史建筑，就是考古發掘，不是珍奇古玩，就是山水風光、野生動植物，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不“接地氣”，缺乏對現實和當下的觀照，缺乏對人的心靈和生存境遇的關注。

有業內專家對此直言不諱：關注個體生命與生存狀態的紀錄片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宏大敘事、重構歷史的作品，從以往以人為本、人性關懷的紀錄，變成了奇觀化、獵奇化、技術至上的影像。

更發人深思的是，這不只是個別片子的問題，而是紀錄片行業的普遍現象。

1991年11月，央視播出的《望長城》給中國紀錄片帶來了濃郁的紀實主義個性。與之前的紀錄片相比，《望長城》盡量不帶主觀預見地反映客觀事物的進展，被認為第一次鮮明地展現了中國紀錄片紀實主義的個性，創下了紀錄片收視率的最高紀錄。

兩年后的1993年，中央電視臺新誕生的《東方時空》設定了固定的紀錄片時段“生活空間”，把鏡頭對準大時代中的普通人，“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已故央視知名紀錄片導演陳虻曾說：“紀錄片的最終結果是和社會發生關聯。中國紀錄片創作者必須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現實的土地上來，關注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這可以說是中國紀錄片的生命和基礎。”自此，各地方臺紛紛效仿，形成了專門的紀錄片欄目，也形成了中國電視紀錄片欄目關注現實、關注人的命運的紀實傳統。

進入21世紀，收視率成了電視臺的硬道理，紀錄片被迫和娛樂節目、法治節目、電視劇一起，接受收視率的檢閱和廣告商的挑選。電視臺沒時段，創作者“轉行”，投入資金少，紀錄片也陷入到低成本、低價位、低銷售的惡性循環中。

2005年10月，耗資1000多萬元、耗時3年打造的紀錄片《故宮》在央視一套亮出了國內紀錄片的大手筆，劇組用的高畫質攝像機很多央視資深老攝像見都沒見過。讓總導演周兵欣喜的是，《故宮》的收視率居然和當年電視劇收視冠軍《京華煙云》有一拼，甚至還享受了和大片一樣被盜版的“待遇”。緊接著，次年《新絲綢之路》、《再說長江》、《大國崛起》陸續熱播，并引發了社會的話題討論，這些央視投入巨資拍攝的紀錄片也很快收回了成本。中國紀錄片人爭相坦然走上了大片之路，計較紀錄片是不是更需要關注“人的存在”的聲音卻越來越小。

聞到“紀錄片春天的氣息”

我國是一個紀錄片題材大國，但卻是紀錄片生產小國。這是一個尷尬的現實。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在每年我國各級電視臺播出的紀錄片中，來自境外的紀錄片總長達到了1.5萬~2萬小時，而國產紀錄片總量只有區區1000小時。

基于境外紀錄片的巨大引進量和不斷重播已經嚴重壓抑了國產紀錄片的生存空間，2010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出臺《關于推動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對引進境外紀錄片實行“總量控制”，根據該文件的要求，“各級電視播出機構每天播出國產紀錄片與引進紀錄片比例不得低于7∶3”。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呂新雨認為，中國紀錄片的傳統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貫是關注社會、人文和人本身，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意識，“但從歷史和人文傳承角度來看，紀錄片更多的功能?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呂新雨認為，中國紀錄片的傳統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貫是關注社會、人文和人本身，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意識，“但從歷史和人文傳承角度來看，紀錄片更多的功能是對內而非對外。如果只關注國家形象建構本身，只拍歌舞升平，對當代中國社會關注不夠，削弱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那紀錄片最重要的社會批判功能就不能發揮，所起的社會作用就十分有限，對國內紀錄片生態的發展也難以起到幫助。”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