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春運：春運不僅是交通難題，更是“發展中問題”。徹底解決“春運難”，需要經濟社會層面的配套改革

“年年春運年年難”一次次證明：運能增加和運力調配，總是趕不上春運出行人次的快速增加。

這一點，看看中國春運客流量增長曲線就清楚了——

1991年，全國春運共運輸旅客8.5億人次；

2001年，這個數字是16.6億人次；

2006年接近20億人次；

2011年該數據飆至26.4億人次；

2012年春運預測達到31.58億人次。

不難看出，20年間全國春運客運量增長近4倍。而且最近一年間就增加約4億人次，超過美國人口總數。這樣的增長速度，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中國交通建設不可能以春運為目標，如果那樣，春運過后將有大量運能閑置。”中國鐵路博物館原館長賈本義認為，那樣做是個極大浪費，國力承擔不起。

觀察春運難，必須跳出交通運輸的視角。

剖開這場被國外稱為“人類最大規模周期性遷徙”的內核，你會發現：交通問題只是表象，春運本質上是個“發展中問題”。

透過喧囂冷靜思索可以發現，春運的積極一面是國家的發展和進步。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8.3億勞動力資源中，有5.9億在農村。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開，世代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走上自主擇業之路。而同期沿海地區的率先開放，正好接納了這股龐大的進城務工流。

“必須清醒地看到一個現實國情：今年春運31.58億人次的客流量，不是中國春運客流量的頂點。在未來20年內，伴隨城鎮化率提高，春運人流將持續增加，突破40億人次只是個時間問題。”許光建教授說。

春運還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

“更多的人口袋里有錢了，買得起票，回得起家。尤其是農民工收入得到改善。”許光建教授說，這顯示國家從2004年開展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活動以來，農民工的收入增長和保障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浩浩蕩蕩的春運大軍中，還有一股正在壯大的游客隊伍頗受關注。有北方人南下過冬，有南方人北上看雪，有城里人下鄉度假……這是中國人在生活水平提升后，生活方式從“定居的文明”向“移動的文明”的轉變。

“前些年衡量中國人幸福指數的標準是恩格爾系數，現在則是旅游指數。”江蘇省旅游局信息中心主任周曉平說，“掙更多的錢，游覽更多的地方，幾乎成為一種潮流。”

從更廣闊的視野看，春運現象是人們精神文化需求的張揚。

“春節中流動人口持續增加，還折射出家庭凝聚力增強，社會思潮朝著中國傳統核心文化回歸。”多年從事春運工作的北京市交通委員會主任劉曉明說：“家庭是社會的基礎單位，家庭凝聚力增強，民族和國家的凝聚力必然跟著增強，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優秀文化。”

觀察春運難，不得不觸及經濟社會的深層矛盾。

統計顯示，我國農民工總數，已經增長到目前的近2.6億人。中國城市化進程正在加速，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也在加速。但城鄉二元結構的束縛，給春運帶來很大壓力。

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到2011年底，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其中包括了農村進城人口，但這部分人沒有被納入城市社保體系。他們的戶籍仍在農村，有承包地，有家、有根。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的話說，他們“被城鎮化”了。

如今，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仍然流動在故土和打工城市之間，仍然在為一張春運火車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風里。

為什么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將國民待遇還給農民，早已在理論上達成“共識”，而進展卻如此緩慢？主要原因是利益結構固化其中的城市制度，排斥外來農民工，理論界稱之為“城堡意識”。

“春運難”只是城鄉二元結構內在矛盾的一個方面。要真正解決“春運難”，就是要讓農民工從“候鳥式”的來回遷徙過渡到在城市定居下來。

觀察春運難，除了審視城鄉二元結構，也不得不審視區域發展不平衡。

一名在廣州打工的農民工在網上留言說：“我沒票回家，雖然家里已經準備了好幾個姑娘相親。”他希望在西部的家鄉能發展起來，自己早點返鄉就地打工。

“如果國家努力實現經濟布局的均衡化，在每500公里左右的半徑形成幾個城市構成合理的經濟中心區，遷徙式的務工大潮就會平息，‘一票難求’也將不復存在。”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名譽會長包永江表示，如果資源仍然過分集中于“北上廣”地區，春節火車票只會越來越難買。

心安之處即故鄉。幫助農民工扎根城里，在哪里過節都有家的感覺。那時，回老家就只是一個選項，而不再是唯一選擇。

來源：新華網 編輯：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