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調查發現，近年來我國公路罰款占到收費的近１０％，一些地區為了多收罰款，竟然對超載車輛開出“月票”，一次性繳納后出示“月票”便不再檢查可暢行無阻。如此“創收式執法”大行其道，讓人們再次認識到，推進依法行政、規范行政執法任重道遠。

顯然，為了收錢而處罰超載，和為了收錢而處罰超速、整治黑車如出一轍。人們不禁要問：執法部門查處違法違規目的何在？常常聽到職能部門說：罰款不是目的。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具體操作卻又分明告訴大家：目的就是罰款。

“創收式執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它所涉及的兩個公眾疑問，卻始終沒有得到有力的回應：一是這些不規范執法行為，到底有沒有監管？由誰來監管？怎么監管？有沒有一條老百姓能真正參與監督的渠道？因為沒有約束，自然就無法阻止公權力的手“伸得過長”；二是巨額的行政罰款到底是如何處置的？有多少罰款真正用于改善公共設施、增進公共安全、反哺造福民生，又有多少罰款最終進入部門小金庫乃至進了執法者的個人腰包？

“創收式執法”之所以盛行，既有基層執法單位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因素，也有上級部門本末倒置想盡辦法搞“創收”的因素。如果職能部門手中握著鞭子、眼里望著票子，用所謂績效考核的方式逼著基層部門“各顯神通”去完成指標，最終的結果只有一個：讓公信力無力，讓公權力蒙羞。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推進依法行政，做到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創收式執法”，顯然與這些要求背道而馳。如果繼續任由這樣的執法行為滋生蔓延，繼續任由相關公權力無敬畏、無節制，只會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只知“罰”而不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