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閉幕的迪拜國際電信世界大會充分回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通過了新版《國際電信規則》。然而，以反對“國家對網絡實施監管”、維護“互聯網開放性”為由，美國、英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拒絕簽字。在互聯網管理問題上，南北分歧已越發明顯。

近年來，“網絡自由”已成為美國鞏固其全球領導地位的一個重要領域，并融入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外交策略。不過，綜觀美國互聯網發展史，雖然有保護言論自由的憲法第一修正案這把“尚方寶劍”，美國的互聯網也并非“自由王國”。由美加學者創立的“開放網絡倡議”研究發現，“雖然技術性過濾手段使用不多，美國對網絡世界的管理非常嚴格”。從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興起之初，美國就開始了第一波立規建制行動。當時，主要針對網上色情內容泛濫對未成年人的影響，美國國會通過了《通信內容端正法案》。時至今日，就“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言論自由”、“如何以最佳方式保護未成年人”及“打擊網絡違法活動”等問題，民眾、互聯網服務商與立法者之間的辯論仍在激烈持續。

可以說，美國的網絡世界與政府管理從一開始就如影隨形。作為互聯網的創始國，美國也是最早對互聯網內容進行約束和管理的國家。僅在1996年到2001年互聯網發展暴發期，美國就通過了《禁止電子盜竊法》《反域名搶注消費者保護法》《數位千年版權法》《互聯網稅務自由法》《兒童在線保護法》《美國商標電子盜竊保護法》《兒童互聯網保護法》《全球及國內商務電子簽名法》和《統一電腦信息傳送法》等一大批法律法規。

數十年來，美國國會及政府各部門已通過130多項與網絡相關的法律法規，數量高居世界之首，主要涉及未成年人保護、國家安全、保護知識產權、計算機與網絡安全等四大領域，涵蓋了包括域名搶注、垃圾郵件在內的所有細節。與此同時，美國也成為互聯網內容管控技術的先驅，世界各國封堵信息使用的過濾軟件大多數由美國公司生產。

“9·11恐怖襲擊”之后，反恐事務重要性的直線上升進一步擠壓了美國互聯網的自由度。根據美國國會在“9·11”后通過的《愛國者法案》，安全部門可以反恐為由竊聽民眾的電話和互聯網通信內容。法案還擴充了美國財政部長的權限，以控制網上金融流通活動，特別是與國外有關的金融活動。另一部《國土安全法》對互聯網的監控更為嚴密，該法案增加了有關監控互聯網和懲治黑客的條款。有了這兩部法案，網絡服務商的信譽和網絡用戶的隱私與機密實際上已讓位于國家安全。此外，美國國會還一直在討論是否要授予總統封閉互聯網的權力。今年2月17日提交國會的《信息安全與互聯網自由法》中，授權總統可以在宣布“信息空間的緊急狀態”后，部分接管或禁止對部分站點的訪問。

推特、“臉書”等新興社交網絡平臺也已顯現政府干預的跡象。據報道，去年9月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主要通過推特來組織游行、通報信息的示威者發現，“占領華爾街”這一主題標簽曾在警方清場時從推特主頁上消失。他們認為，推特是根據有關要求有意屏蔽了這一標簽，阻斷示威者之間的聯絡。社交網站“臉書”也以系統設置和用戶投訴為由刪除了“占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發布的評論文章，并關閉了幾名激進人士的賬戶。

由此可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互聯網開放性”問題上的分歧，從根本上講是政治分歧。只要超越政治因素的干擾，南北世界在互聯網管理問題上就有可能求同存異。

（本報駐華盛頓記者 余曉葵 本報華盛頓12月1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