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去了二十多年，在1985 年7月31日，張愛萍將軍在北京主持一個會議，鄧稼先從基地趕回來參加此會。張將軍看見他時，關切地問：“你怎么瘦了？氣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嗎”？鄧回答：開完會以后去看看病，好像是痔瘡，疼痛得很。張將軍聽后，走出會議室，親自給301醫院的院長打電話，要求安排醫生接診，并派自己的汽車送鄧稼先去醫院。有經驗的醫生檢查后，認為是惡性腫瘤，不讓走了，立即住院。其后，在張將軍的親切關懷下，醫療小組用了多種方法治療，但病情太重回天乏術，不到一年，在363天之后，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逝世。

在1985-1986年，作為中央軍委領導兼任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將軍和鄧稼先同樣考慮著一件大事，它是有關在國際核競賽中我國能否取得強國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到我國核武器事業戰略決策的大事。它直接關系到我國的國際地位，關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事情至關重大。也就是說，在國防核事業方面，如何能夠奮勇向前，不被別人卡住、不落后得太遠。

因此，在和九院的同志們反復商量后，寫成了一個《建議書》，上交中央。這也是鄧稼先向祖國最后的奉獻。

十年之后，于敏，胡仁宇、胡思得三位院士，聯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十年,我們時刻懷念》，《紀念鄧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文章簡明扼要地寫了當年的國際形勢：“通過對核大國當時發展水平和軍控動向的深刻分析，認為核大國設計技術水平已經接近理論極限，不需要進行更多的發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變它們先前堅持的主張、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別人發展、維持其優勢地位的決策。”“核大國這種舉動，對他們自己已不會有什么重要影響，而對于正處在發展關鍵階段的我國，則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

自從1945年美國進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試驗后，蘇聯和英國也分別在1949年和1952年進行了各自的首次核試驗，當時，美、蘇、英在世界上處于核壟斷的地位。核武器的極大破壞性震驚了國際社會，許多國家發出了禁止核試驗的呼聲。直到美、蘇、英在基本掌握大氣層核爆炸的效應數據和完善了他們的地下核試驗技術后，三國才于1963年簽訂了部分核禁試條約。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于敏等三位院士文章中所說的：“核大國設計技術的水平已經接近理論極限”。若干年來，它們的核武器設計技術發展很快。它們從戰略核武器到戰術核武器做到了小型化、多彈頭，實現了多種不同性能、不同型號。這些核大國已經把大的、小的、遠的、近的、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都做出來了。不僅如此，現在他們已經可以達到實驗室模擬，以取代實際的爆破試驗。也就是說，再不用到空中、地下去搞核爆炸試驗，只用計算機模擬就能得到通過爆炸試驗所需要得到的一切。核爆炸試驗對于它們三國來說已經可以存放到保險柜中了。

核大國到了這個水平，它們就想用禁止別人做核試驗的辦法，來保持自己的核強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