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衛報》網站6月22日報道，世界杯三十二強隊伍的民族構成向我們展示了過去五百年來全球移民浪潮留下的烙印。歐洲殖民者對美洲土著文化的摧殘使得現在智利隊、阿根廷隊和墨西哥隊的球員幾乎全是歐洲后裔，澳大利亞可以算作是“大洋版”的例子。

當年歐洲殖民者占領了美洲大陸后，往往會從非洲引進大量黑人奴隸，因此現在巴西、厄瓜多爾、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烏拉圭和美國等國的非裔在總人口中比重較大，形成了歐非混居的局面，盡管美國的拉丁裔也成為了一支獨立的族群。在整個美洲大陸來說，足球仍然是窮人和青少年移民改變命運的一種途徑。在厄瓜多爾，非裔厄瓜多爾人只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六，但厄瓜多爾隊幾乎都是非裔球員。

現如今在西歐也是如此，受兩股移民潮的影響，西歐國家的球隊陣容也在發生著變化。這兩股移民潮發生在去殖民化運動和戰后經濟爆炸式增長時期，在此期間，英格蘭吸納了非裔加勒比團體，德國招收了土耳其裔勞工，法國開始吸引法語系非洲人，比利時吸收了剛果人，而荷蘭吸收了蘇里男人。

在這些國家，變化的球隊民族結構引發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這是各民族成功融合的積極表現，也有人認為這是虛偽的擋箭牌。在許多極右翼評論家看來，球員在比賽前唱不唱國歌是檢驗其是否是一個合格國民的試金石。

在過去二十年中，涌入歐洲的難民和經濟移民也在足球領域留下了自己的印記：意大利擁有了該國首位黑人世界級球星馬里奧·巴洛特利；瑞士隊有三分之二的球員是移民后代；非裔德國球員和非裔西班牙球員都各自在其球隊中站穩了腳跟。與此相反的是，在更東邊的一些國家——例如波黑、克羅地亞、俄羅斯和希臘——盡管他們各有各的民族多樣性，但其球隊隊員都是白人。

本次世界杯上，球隊民族結構最單一的國家要數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國家的移民數量都很少。但是在球場邊的看臺上可以看到它們自己的移民團體的身影——有19世紀末去圣保羅種植咖啡的日本后裔，以及韓裔美國人。這些離鄉背井的團體在情感上和語言上都還和故鄉保持著聯系，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宜蘭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伊朗隊主教練卡洛斯·奎羅斯征召了出生在瑞典、荷蘭和德國的伊朗裔球員。阿爾及利亞隊中有十六名·球員出生在法國，但他們卻選擇了為這個北非國家效力。

無論代表哪國出戰，職業足球運動員幾乎都不是苦苦奮斗的移民。他們的工作就像金融業和各類專業服務一樣，對技術要求很高并且報酬豐厚。在喀麥隆、尼日利亞、加納和科特迪瓦這四支西非球隊中，92名球員里只有六人是來自各自國內的俱樂部，而其中還包括4名門將。

球員的國籍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克羅地亞隊和西班牙隊就分別歸化了巴西人愛德華多和迭戈·科斯塔。只有英格蘭和俄羅斯沒有歸化過海外球員，他們的本國球員在國內聯賽中踢得風生水起。

綜上可見，2014年世界杯的賽場上向我們描繪了一幅世界民族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美妙畫卷。一個國家的球員、球迷和教練組的民族構成都是不盡相同的。荷蘭人帕特里克·克魯伊維特是少數幾個執教歐洲球隊的黑人主教練之一。拉美球隊沒有一個非裔或美洲土著主教練。加納隊和尼日利亞隊都選用了本國主教練，而喀麥隆隊和科特迪瓦隊都是由歐洲主教練執鞭。

國際足聯已經開始調查部分阿根廷球迷和墨西哥球迷合唱種族主義歌曲的行為，以及少數克羅地亞和俄羅斯球迷打出極右傾向甚至法西斯主義標語的行為。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哪支國家隊和本隊球迷具有一致的民族多樣性。要想從電視上進行合理的人口調查是不可能的，因為賽事報道的畫面都是經過嚴格篩選之后才播出的，但即便如此，東道隊巴西隊的現場球迷還是以 白人居多，哥倫比亞隊也是如此。我估計歐洲球隊的情況也一樣。

把民族性和階級屬性結合起來，就可以解釋少數民族在職業足球中為何被過度代表了，當然，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很少有少數民族的球迷能花得起大價錢去現場看球賽，以及為何少數民族主教練寥寥可數。

待世界杯大幕落下以后，國際足聯也許會把注意力從管理球迷和打擊公開的種族主義行為上轉到其他方面，比如私底下的制度化種族歧視和偏見，以及越來越尷尬的世界杯——這本是一個普天同慶的盛會，現在卻成為了富人的專屬。

作者大衛·古德布萊特著有《球是圓的：足球世界史》一書。

（譯者 Leedish 編輯 王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