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向左轉、向右轉？
--博鰲房地產論壇激辯今后走勢
當前一些地方房價升溫，樓市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中介機構鼓唇搖舌，普通居民望房興嘆，開發企業望風使舵，金融企業上下其手，中央政府態度堅定，地方政府試探頻頻。
在這敏感時期，全國房地產界的千人大會——博鰲房地產論壇8日至11日在此間舉行。來自住建部、中國房地產協會和國內知名房企的代表人物，圍繞房價走勢、調控走向、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焦點問題，進行了激烈交鋒，不少觀點引人深思。
房價：新一輪上漲周期正打開？
［焦點］今年初，房地產界還在討論“如何過冬”和“冬天多長”，想不到樓市連續出現“熱六月”“火七月”等旺銷現象，新一輪房價上漲周期真的已經來臨？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我感覺已經看得比較清楚：今年下半年在銀根放松和“穩增長”的政策環境之下，房地產的回暖還會持續。
［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強］回顧房地產行業發展的各個階段，凡是土地供給低增長的情況出現，一定會形成后期的房價高增長。2012年房地產行業土地供給和庫存仍然是負增長，這將形成下一輪房價的高增長。2013年3月份以后，房價可能會產生上漲性行情。
［中國房地產協會副會長朱中一］5月份以來房價放量上升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萬科、恒大等龍頭企業首先“以價換量”，引發行業降價促銷，刺激剛性需求入市；二是6月份后政策基本面轉向“穩增長”，降息等刺激手段相繼出臺，改變了房地產行業的一些預期。但要看到樓市成交數量和價格等指標是緩慢環比上升的，而新增投資、新開工面積、新購土地，同比還是下降的，所以，樓市回暖的基礎并不牢靠。
［北京首創置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曉光］未來幾個月的市場應該是趨于穩定的，而不是一個真正大拐點的出現，企業要準備度過這一段比較艱難的時刻。
［遠洋地產控股有限公司副總裁陳潤福］本輪調控進行了兩年多，這個時候，供方、需方都在適應新的市場規則。供方在調整產品結構，滿足更多的首套需求和改善性購房需求；需方也在適應新形勢，調整心態達成交易。這是一個“市場再平衡”的過程，所以房價不會出現類似于2009年那樣反轉式的強烈增長，總體上將相對平穩。
調控：“穩增長”前提下何去何從
［焦點］宏觀政策轉向“穩增長”后，為樓市“松綁”助推經濟增長的呼聲不斷，樓市調控何去何從面臨艱難抉擇。
［金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黃俊燦］今年上半年GDP降下來后，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不時地做一些小動作，希望在土地收入減少的情況下，對房地產行業有一些扶持。
［任志強］2003年以后房地產調控有一個現象：經濟熱的時候，就會把房地產往下壓一壓；經濟冷的時候就把房地產業往上拉一拉。現在經濟形勢不太樂觀，房地產業又有了機會。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我第一次參加博鰲房地產論壇就說了一句話，房地產商是中國最幸運的一批商人，這些年你們掙錢最多，不要國家一調控，就像怨婦一樣抱怨“被拋棄”，難道要永遠繼續捧著嗎？現在到了經濟轉型的時候了，盡管房地產業是支柱產業，但過度依賴就會出問題。
［浙江廣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玉林］我覺得作為開發商來講，要調整好心態，積極主動地順應國家政策的調整和調控。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周衛軍］從中長期看，房地產調控應該是一個常態，因為這已不是一個行業和經濟的問題了，而是上升到民生和政治的問題了。正因為這樣，中央最近再次強調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
［朱中一］當前，既要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又要堅持房地產調控不放松，確實是一個難題。而且，在房地產調控中，中央和地方站的角度不一樣，存在“土地財政”等制度設計問題。一些地方可能借口“穩增長”而放松調控，但中央政府今年把增長目標調低為7·5％，已體現了堅持樓市調控、促進經濟轉型的決心。我相信，隨著國家加大監督檢查和約談問責等措施，房地產市場總體上會朝著預期方向發展。
前瞻：不能錯失制度建設“機遇期”？
〔焦點〕一收就跌，一放就漲——樓市屢現“彈簧效應”，根源仍然是行業制度建設的缺失。有人認為本輪樓市“最嚴調控”已近三年，但行業性改革推進緩慢，可能會錯失房地產制度建設良機，怎么辦？
［楊玉林］下一步的國家房地產政策調整應該是多元化的、系統的、制度化的。這樣無論對開發商還是消費者，都會有一個較為穩定的預期。作為開發商，需要集中精力順應國家的制度建設，根據需求來進行市場定位和布局。
［樊綱］目前樓市調控的目的、對象已經明確，即“抑制投資性住房需求，保證消費性住房需求的供給”。為此，房地產調控的當務之急不是每天重復要抑制房價，而是要盡快用經濟手段替換下行政手段，用制度替換下政策。具體地說，就是盡快用稅收、利率、信貸等政策來替換下類似“限購”這樣的政策，否則不利于樓市持續健康發展，也不利于宏觀經濟平穩增長。
［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淮］短期調控是必要的，但從長期看，用制度化辦法取代臨時性的行政措施，這樣才符合客觀發展規律。
所謂長效的制度建設應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多蓋房子，快蓋房子，而不是少蓋、不蓋房子；二是調整城市結構，都住在北京、上海、廣州，什么樣的政策都解決不了房價問題，大中小城市要協調發展；三是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又要讓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是行不通的，加快與地方不動產等關聯的稅收制度改革，包括房產稅制度改革；四是調整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如此調整才能最終解決房價與收入比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