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一年的9月22日，北京順義天竺鎮的天龍賓館大廳里排起了長隊。來自教育部、國家環保總局、衛生部等66個部委的一百多名新聞發言人參加了為期5天的培訓。

據張志安回憶，此后的5年時間里，國新辦組織的新聞發言人培訓工作“轟轟烈烈地開展”，省，市，縣，縣一級部門甚至部門內部的科室都被要求學習新聞發言人培訓課程。

“表面上是公開，但實際上還是希望變相地控制輿論。”張志安笑言，走的地方多了，“見到的荒誕事也就多了”。

比如，突發事件發生后，一些基層政府的宣傳官員會安排很多實習生冒充某某日報的記者，發布會開始后，往往記者還沒有舉手，領導便開始點名，甚至可以精確到“從右往左的第幾排第幾個”。

比如，一些地方的負面事件需要公開，但地方政府并不通過發布會的形式公開，而選擇在當地黨報上發一條消息，但是并不上網。一旦有媒體追責，這種“相當程度的不公開”便可以被當做公開。

“在當下中國，中央層面的危機公關意識已經相對成熟。”史安斌對此評論道，“真正的問題在基層。對一個國家而言，政府形象的建立或許可以自上而下，但瓦解卻常常是自下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