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霧霾天氣擊中民眾的“污染焦慮”；食品行業的新國標制訂引起人們“食品安全焦慮”；“郭美美”事件和“河南宋基會”事件引發“公益焦慮”；“限堵令”與“出行難”帶來“擁堵焦慮”……

這些糾結與爭議的背后，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心態——“公共焦慮”。種種焦慮背后，是廣大公眾對公共事務決策更加科學、民主和透明的強烈期盼，發出的是我國社會管理創新亟須向深層次邁進的強烈信號。

“公共焦慮”頻發　折射社會管理之痛

僅僅幾天，“PM2．5”這個環保領域的專業術語變得人盡皆知。“霧天不等于污染天”，北京空氣質量“現在與以前比有進步”——有關部門的回應，在網上引來廣泛討論。同樣的大霧天，有人看重宏觀數據統計，有人突出微觀污染感受。民眾“焦慮”的背后，公共部門應該怎樣有效溝通，才能得到普遍認同？

在諸多知名品牌速凍水餃陷落“金黃色葡萄球菌門”后，新版速凍面米制品國標中將這一項目從“不得檢出”改成“限量檢出”；生乳新國標中，蛋白質含量變為下降，每毫升中菌落總數標準提升……關乎消費者健康安全的新國標，到底是“進步”還是“開倒車”，誰來化解公眾的食品“標準焦慮”？

因為“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會”事件的影響，公眾對部分慈善機構、公益性事業的不信任感不斷加強。連日來，多個省市的血液儲備紛紛告急。獻血率走低的背后，大眾“擔心血液被牟利”的看法占據相當比例。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中城市，紛紛出臺各種“限車令”的同時，出行難問題沒有根本改善，在擁堵的道路和擁擠的公交間，大家每天都要做“艱難的決定”……

密集出現的“焦慮”牽涉諸多領域，引發爭議之強、對政府部門公共決策的沖擊力度之大，是空前的。“可以說，整個社會都在不同層面上感受到了‘公共焦慮’之痛。”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郭巍青說，這也是我國社會發展進入轉型期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管理“陣痛”，這是發展必須要跨過的障礙。

中央黨校研究員曾業松認為：“‘公共焦慮’的蔓延，表明作為社會情緒穩定器的公信力出現了問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共決策環境惡化，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的社會管理能力被不斷削弱，最終政府公信力和公眾權益也會受到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