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選擇，同樣決定著我們社會的道德風貌。許多時候，正因為某些機制還不夠合理，源自個體的道德努力才顯得格外珍貴。唯有借助這種想象的力量，我們才能及時填補制度的價值真空，并積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

該給今日社會的道德水準打一個怎樣的分數？這個問題想必難住了很多人。

18個路人的冷漠走開，拾荒阿婆的質樸救助，全社會異口同聲的疾首痛心……在具有標本性意義的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中，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現，構成了今天中國社會的復雜“道德圖景”。

老人倒下扶還是不扶，孩子被撞救還是不救，門前積雪掃還是不掃，路有拾遺交還是不交？從什么時候開始，這些原本無需思考的問題，竟成為許多人現實的“兩難選擇”？面對一個“人心不古”的時代，我們自問：究竟是世風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造就了世風？

指責“路人”，似乎成為當下一個普遍習慣。對路人的道德評判固然有助于風尚形成，但更要看到，道德首先是“反求諸己”的。許多時候，我們批判冷漠，是否只是因為隔岸觀火？如果身臨其境，我們是否也會挺身而出？

道德想象是道德選擇的前提。或許，在理想和現實的反差面前，我們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倘若我們不缺少用來批判的“想象道德”，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道德想象”，來支撐現實世界中的道德選擇？

道德從來不能單打獨斗，制度的支撐不可或缺。如果制度仲裁者的邏輯總是“不是你撞的你救什么”，如果法律在關鍵時刻不能站在良善一邊，如果公眾一再被暗示“流血又流淚”的行善后果，“帶著攝像頭才敢做好事”就會成為無奈選擇；“行善有風險、出手要謹慎”就會成為冷漠理由。在這個意義上，良好的道德想象，離不開有力的制度呵護。只有制度是向善的，道德才會是向上的。

制度固然重要，卻不能包治百病。正如法律無法規定必須對陌生人微笑一樣，道德的溫情不能只靠法律涵養。馬克思曾說，“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個體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選擇，同樣決定著我們社會的道德風貌。許多時候，正因為某些機制還不夠合理，源自個體的道德努力才顯得格外珍貴。唯有借助這種想象的力量，我們才能及時填補制度的價值真空，并積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