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成本高，打擊力度低，多數“任人欺”

更讓王鴻儒郁悶的是，面對如此明目張膽的信息泄露，連他這個律師也只得忍氣吞聲。

“對個人信息泄露，鮮有個人起訴的案例。因為訴訟成本太高，同時，維權手段也不完善。”周慶山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記者發現，與王鴻儒作出同樣選擇的人，是大多數。在2011年底中國青年報所做的社會調查中，有七成受訪者在個人信息遭泄后，選擇了“忍耐”。只有三成人會以要求相關網站刪除自己的信息、查詢誰是泄露者或者舉報等方式，作“綿薄”的抵抗。

而這一比例，在今年4月新華網披露的工信部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調查結果中，降為一成，首要原因是“調查取證困難。”

“從民事訴訟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難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時間、地點、以什么方式、被誰泄露的，所以，想要起訴他人泄露自己個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漢華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表示。

王鴻儒不是沒有試圖查問過騷擾者的“信息源”，但“對方不是含糊其辭，就說是從手機號段里隨機抽取的。”王鴻儒無法從千頭萬緒中鎖定“黑手”，幾次之后，只有放棄。

“泄露他人信息，暴利又安全，更讓違法者肆無忌憚。”闞凱力教授感慨道，泄密者與被泄密者，幾乎成了刀俎和魚肉。

在公眾對信息遭泄無力“自救”的背景下，加強對此類行為的打擊力度，成為普遍的期望。

去年年底，法制日報與搜狐網所做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在回答“從長期來看，如何有效抑制個人信息泄露現象”這一問題時，堅決查處泄密源頭、斬斷個人信息泄露背后的利益鏈條和嚴厲打擊販賣個人信息者，成為排名前三的答案。

而這些都呼喚政府的更大作為，但立法規定并不“給力”。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江鍇表示，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個人信息保護法》初稿已出臺多年，但至今沒有面世。雖然2009年《刑法》將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入罪，《民法通則》中也有關于個人隱私的條款，但這些規定零散、抽象，現實中普遍缺乏可操作性。

“這是不是意味著，現實中，機構賣不賣我們的信息只能靠自律，我們能不能討公道基本靠運氣？”王鴻儒反問。

法律缺位，打擊力度自然難彰。對于詐騙類的短信，網友“小安—生活”試過打110報案，110說：不要相信就行了，也不問對方的發出號碼是多少。”這名網友在微博上失望地表示，“對肆意泄露的信息，我們只能無所作為嗎？”

目前唯一讓王鴻儒慶幸的是，自己還只是騷擾電話的目標。但每每想到一幅自己在透明魚缸中游動的圖景，他就坦言，“感覺周圍全是窺視的眼睛，讓人坐立不安”。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于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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