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是“弱勢群體”?不久前出爐的一份調查報告令不少公眾難以理解。

專家分析認為,“弱勢感”的來源恰恰是公職人員對自身問題的懼怕,是腐敗分子對隨時可能被越來越嚴格的制度拉下來的恐懼。

也有專家提出,公職人員的這種心理與我們目前矛盾多發的社會狀態是相吻合的。不僅僅是社會的矛盾,在公務員內部也存在諸多的矛盾,不公平、不公正,加上一些潛規則的存在,使得一些公務員產生了負面心理

公職人員“雷語”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跟政府作對就是惡”——語出自重慶市江津區區委書記王銀峰；

“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語出自河南省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

“受賄是為了經濟發展”——語出重慶市潼南縣原常務副縣長譚新生；

“我不貪污,當官干啥”——語出山西省某村村支書；

有業內人士認為,在這些不乏黑色幽默的語句當中,處處彰顯著強勢、強權思維。

但令人驚奇的是,一項近日出爐的問卷調查顯示,有近半數(45.1%)黨政干部受訪者自稱是“弱勢群體”。

一邊口出“強權語句”,一邊卻以“弱勢群體”自稱,這樣的矛盾令不少公眾難以理解。

官場潛規則帶來“弱勢感”

公職人員弱勢感何來?有分析人士認為,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在激烈的官場競爭、嚴厲的問責制度和強大的網絡監督面前,一些公職人員如履薄冰；二是在某些地方存在“潛規則”的情況下,很多公職人員深感無背景不好辦事；三是公務繁雜,既想有政績讓上級看得見,又要做民心工程讓老百姓滿意,但想要有所作為卻困難重重。

對此,有評論指出,目前在干部隊伍中無能者擔心被淘汰,貪污腐化者擔心被查處,甚至說錯一句話、辦錯一件事都有可能遭遇問責,由此公職人員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也就不奇怪了。

供職于北京市某區政府的劉女士向《法制日報》記者坦言:“現在的政府信息公開等各項惠民措施都是萬眾矚目,稍有不慎就會留下話柄。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心理上壓力很大。”

但是公職人員這樣的“大倒苦水”并沒有得到多數人的認同。有網友直言不諱:自感弱勢的公職人員未免有些“矯情”。

“公職人員這些通常意義上的‘精英階層’在收入、社會地位等方面,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不足和邊緣化,他們聲稱自己是弱勢群體時難免被質疑為‘無病呻吟’。畢竟,相對于農民工、下崗工人等傳統意義上的底層弱勢群體,他們真不能算是弱勢。”在北京從事媒體工作的吳先生對記者說。

公職人員屬弱勢群體一說雖然并未得到認同,但公職人員的自身“弱勢感”已造成現實問題,最典型的表現就是近年來屢屢發生的公職人員自殺等非正常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僅2009年一年就有13名公職人員非正常死亡；2010年以來,媒體已公開報道的公職人員“非正常死亡”事件已有8起,其中大部分為自殺,事后調查表明多數以自殺來結束生命的公職人員是心理健康出了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此類事件會造成不良循環,給其他公職人員造成負面的心理影響,使其“弱勢感”增強。

“弱勢”背后或藏腐敗

從官重恭慎,立身貴廉明。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近半數公職人員自感“弱勢”的調查結果非常符合我國干部隊伍的基本情況。

“可以這么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公職人員不是很廉潔的。如果說有權力還覺得自己處于弱勢,只能說,他在使用自己的權力的時候出現了偏差,因此需要一個更高的權力來袒護自己。當沒有這種袒護時,他對自己能否繼續在此位子上待下去產生了懷疑、產生了恐懼,覺得自己是高危者。”林喆認為,“弱勢感”的來源恰恰是公職人員對自身問題的懼怕,是腐敗分子對隨時可能被越來越嚴格的制度拉下來的恐懼。

“如果公職人員一定要說自己‘弱勢’的話,那只能說明公民的監督越來越有效力,權力也越來越多地被置于陽光下。而這些給曾經‘強勢’的公職人員帶來了不習慣的感覺,才產生了干部的‘弱勢感’。”根據長期的媒體從業經驗,吳先生認為,近年來持續猛增的國家公務員報考人數從一個側面顯現出公務員這個群體衍生的各種福利和社會資源仍不可小覷,“弱勢”只是因為制度的進步使得他們不能像以前那樣強勢了。

公開資料顯示,我國在制定公職人員監管措施上呈現出數量逐年加大、不斷細化的特點。此外,近兩年有關部門還出臺了一些對全黨局級干部進行學習培訓等規定,加大了對國企地產業的整頓管理,加強了對高校腐敗的懲治以及對用人制度、監管制度的建設力度。

“從監管的進步來講,以前公務員的整個運作流程是不公開、不對外的。現在很多事一發生就被報道出來,這是政府信息公開性的提高。由于公開性提高,問責也加強了。公職人員一直以來都是擁有強烈的自豪感的一個群體,現在居然感受到‘弱勢’,不得不說是網絡、媒體、社會的監管使得從前公職人員們不受監督的狀況得到了改善。”楊建順舉例說,3年前,陜西省綏德縣縣委宣傳部部長曾對媒體感慨“以前沒有網絡多好啊,想讓他們怎么說就怎么說”,這位宣傳部部長的一句牢騷意味深長,映射出的恰恰是目前監督的強而有效。

明確權責扭轉非正常心態

在采訪中,作為區政府工作人員的劉女士坦言,目前有關部門的公務員考核標準較為主觀、需要唯上是從,對未來穩定預期性不夠導致了她的“弱勢感”。

一名在政府部門從事矛盾調處工作的人員告訴記者,近年來社會矛盾不斷增加,很多事情處理起來非常棘手,面對這樣的工作,難免會焦慮、困惑,有時還會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加上工作成績的考核,就更讓人感覺自己很弱勢。

“實際上公職人員的這種心理與我們目前矛盾多發的社會狀態也是相吻合的。不僅僅是社會的矛盾,在公務員內部也存在諸多的矛盾,不公平、不公正乃至一些潛規則的存在使一些公務員產生負面心理。”楊建順認為,這種負面心理的產生根源在于對公務員的權利、義務的明確化出現了問題。

楊建順進一步解釋說,目前干部乃至整個公務員隊伍的權利義務與責任不夠明確、不夠客觀、欠操作性。

“由于不夠明確,所以公務員會產生無所適從之感。在這種情況下,唯領導意向、唯輿論導向來行事,這樣就加大了他們的心理壓力。”楊建順說。

“而目前,‘懷疑公職人員’已經成為民眾的一種普遍情緒,這種帶有情緒化的官民隔膜加深了公職人員的危機感和弱勢感。”吳先生說。

楊建順告訴記者,現在許多事情發生后對公職人員的處置是基于民眾的情感化的譴責,屬于非理性、非制度性的,存在不客觀、不公正、不科學的狀況,不能從長遠解決問題。

“責任追究制一定要有一個科學的指標體系。”楊建順說,在不斷強調責任追究的情況下,把干部的權利和義務法定化顯得尤為重要,這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基礎,“只有建立一個科學、公正、公平的評價指標體制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幫助公職人員養成健康的工作狀態”。

在采訪中,不少人對記者表示,針對公職人員的這種感覺上的“錯位”,應當及時建立公職人員心理疏導常態化的機制。

對此,楊建順認為,對當下矛盾多發期的公職人員進行心理疏導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能替代機制、程序、標準的建立。只有在機制、程序、標準和具體支撐的條件下,社會疏導體系才能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心理的疏導才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公職人員才會有一個安全的心態。

林喆也提出,解決公職人員“弱勢”的這種心理,應該把對公職人員的心理調適工作放在日常工作的程序中,應當設立首長接待日制度、聽證質詢制度、發言人制度、對話制度、特別領域的信息公開制度、談話制度、黨務政務公開制度、舉報人保護制度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公開述職制度等9項制度。

“其中的談話制度可以讓黨和政府內部人員之間得以順暢地溝通。激勵談話就是對公職人員平時做得好的方面進行當面表揚,與之相反,誡勉談話就是要在公職人員做得不好的時候當面提出批評,不要等到公職人員由小貪變成大貪,最后被抓起來了才去批評他,而是要把批評放在日常工作中,及時指出錯誤幫助其改正,防微杜漸。”林喆說。

來源：法制日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