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刑法和刑訴法都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但現實中這類現象卻仍無法真正杜絕。一些冤錯案背后，往往籠罩著刑訊逼供的“陰影”。日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針對這一“頑疾”增加了更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規定，為鏟除刑訊逼供滋生的“土壤”提供了法律依據。相關條款引發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相關法律專家的關注。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　面對訊問可以保持沉默

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這次審議的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

“增加的這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是一個重大法律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沈春耀２５日在分組審議時指出，我國法律早已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嚴禁使用威脅、利誘等非法手段取證，但沒有像此次刑訴法修正案草案這么鮮明的表示和宣示。

中國法學會刑訴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陳衛東說，“不能強迫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內的任何人違背意愿去證實自己有罪，更不能采用暴力、體罰、虐待等非法手段迫使他們承認自己有罪，這是國際人權規則的一個重要內容，它給遏制刑訊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據。”

人們常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那么，“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與此是否矛盾？

陳衛東認為，兩者并不矛盾。“坦白從寬”強調的是，被告人作出真實自愿的供述，法律對他進行寬緩的處理。“保持沉默不等于抗拒。真正的抗拒，是嫌疑人在確鑿充分的證據面前仍然不認罪，或者避重就輕、推卸責任，甚至嫁禍于人。”他說。

此外，有專家提出，要注意處理好“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與現行刑訴法關于“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規定的關系。要把這兩條規定綜合起來理解。前者規定了偵查人員的禁止性行為，即不能非法取證，后者雖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的義務，但并沒有給偵查人員強迫取證的授權。

針對有些業內人士擔心“不得自證其罪”將增加辦案難度和成本問題，有關專家指出，公檢法機關應摒棄“口供為王”，樹立“重證據、輕口供”的觀念，讓辦案人員把更多精力放在犯罪現場勘查、勘驗和司法鑒定等方面，在刑偵科技上下功夫，真正提高破案水平。

排除非法證據 “逼”出來的口供無效

法律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可以說是砍掉了“罪惡之樹”，但對通過刑訊獲得的口供仍然予以采信，并不拒食“毒樹之果”，這就勢必為刑訊逼供提供“土壤”。

陳衛東說，凡是以刑訊逼供這樣的方式獲得的口供不應作為定案的依據，這才能從根本上切斷刑訊逼供的動力源，是釜底抽薪的做法。

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強調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次刑訴法修改，將這一重要成果寫入了草案：“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