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

熬不過時請把我槍斃

陳炯明的叛變，使宋慶齡經歷了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戰火的考驗。這個外表纖細文弱的優雅的婦女，在叛軍炮轟他們的住處時，“再三婉求”孫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護。

她在衛兵的保護下逃離已成火海的總統府時，她“準備隨時就要中彈斃命”，打算“熬不過”時，就請衛兵“把我槍斃”，以免落入叛軍手中。

當她輾轉于叛軍控制的廣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豐艦與孫中山會合時，“真如死別重逢”，這對于堅持在軍艦上懲罰陳炯明的孫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孫中山很快又振作起來，愈挫愈奮，繼續探求救國的道路。

當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新民主義革命階段開始后，列寧撰寫了一組關于中國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功績，同時指出他們的弱點。他還預見到辛亥革命的悲劇性結局，指出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條件。

捌

與列寧的往來函電

宋慶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孫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國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視著它的進展。他在聽到俄國革命成功的消息時高興到了極點，在1918年，他拍給列寧一個電報，祝賀這個偉大的勝利。”

“孫中山十分珍視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教訓。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他把這些教訓變成了行動，修改了他的革命綱領，復興了國民黨。”據她回憶：“在1922年，列寧和孫中山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聯系。

可惜的是，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陳炯明廣州叛亂中火燒總統府的時候被焚毀了。”孫中山與列寧直接往來的函電，“多由孫夫人及廖仲愷、朱執信等”起草。

1922年初，遠東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國共兩黨的代表，并提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的問題。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表達了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真誠愿望。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最后確定了國共合作的路線方針，決定以共產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兩黨合作。

玖

她對國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釗在上海多次拜訪孫中山，與他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宋慶齡常常參加這些討論。李大釗的真誠及對中國革命問題的透徹分析，使孫中山、宋慶齡深為敬佩，他們常常“暢談不厭，幾乎忘食。”

上世紀30年代，宋慶齡向國內外介紹這段歷史時曾說：“在1924年，為國共合作問題正在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么需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說：‘國民黨里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消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么用處呢？’”

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還多次說起她與孫中山的這點共識：“我記得當時我問他為什么作出這個（國共合作）決定。他在回答時把國民黨比作一個就要死的人，他說這種合作將會加強和恢復它的血液的流動。”

通過討論，宋慶齡以這種極其尖銳明晰的“提問”，幫助孫中山在國共合作問題上，觀點更明確，認識更深化，態度更堅定。

拾

她的作用無人能替代

國民黨右派反對國共合作，更反對三大政策。即使是孫中山的親密助手，如胡漢民、汪精衛等，或是有條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只有廖仲愷、宋慶齡是最堅定的。她憶述當年國民黨內尖銳激烈的斗爭時說：

“國民黨右派不滿意孫中山傾向于社會主義和刷新三民主義的做法。他們十分厭惡他的三大政策，特別是‘扶助農工’這一條，他們認為這一條是對他們利益的威脅。……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并且公開攻擊他。”

田桓亦有類似的回憶：“他們中的某些人，當時以為宋慶齡同志年輕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過她來影響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當即遭到宋慶齡同志義正詞嚴的拒絕。”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這標志著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來源：人民網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