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２６日電（記者　劉劼　徐興堂）近期，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在美國經濟學界出現了一個有趣而又滑稽的現象：以保羅·克魯格曼為代表者堅稱中國通過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而獲取貿易優勢，導致美國出現貿易逆差和失業等問題并阻礙全球經濟復蘇；而以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斯蒂芬·羅奇為代表的更多經濟學家則認為強壓人民幣升值不僅無助于解決美國的問題，還會對世界經濟造成傷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就同一個問題持截然不同觀點的經濟學家都是在經濟學界享有極高聲譽的人，雙方都有人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無論是利用經濟模型、采取實證分析還是總結歷史經驗，得出截然相反的結果還是非常令人吃驚的。這里不得不令人懷疑，有人出于某種目的，說了違背學術準則的話。

　　反過來，在美國政界也是如此。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成為美國政客們武器庫里的一根大棒，需要時即拿出來揮舞一番，盡管他們對問題的癥結所在心知肚明，而所主張的邏輯卻荒唐而虛偽。

　　今年以來，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刁難聲越來越尖銳。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最近三個月內三次勸說人民幣升值；３月１５日１３０名國會議員聯名上書財長蓋特那和商務部長駱家輝敦促對中國匯率政策采取行動；２４日的國會聽證會上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桑德·萊文聲稱人民幣被低估“沒有爭議”。

　　克魯格曼更是接連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上公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稱這使得美國丟掉１４０萬個就業崗位，甚至拖累世界經濟增長１．５個百分點。作為研究國際貿易的權威，這樣的表態自然很容易成為佐證政治家主張的工具。

　　長期關注中國經濟的羅奇認為克魯格曼的論調是“完全錯誤的”。在剛剛結束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羅奇指出美國經濟現在的確面臨嚴重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超過１０％的失業率，以及停滯的收入，而美國政客不想承擔這樣的責任。

　　同為諾獎得主的斯蒂格利茨也指出：“即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會縮小兩國的貿易順差，因為美國已經不會自己去制造紡織品這類東西。因此要求人民幣升值從很大程度上講已不是基于經濟問題的分析，而是一個政治立場的問題。”

　　

　　２００５年７月到２００８年７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２１％，而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反而大幅增長。而２００９年對美元匯率相對穩定后，中美貿易順差卻在減少。官方統計顯示今年３月上旬甚至已經出現逆差。

　　理論上，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雙邊貿易失衡是常態，從來都不是匯率的問題。現實中，１９８５年日本在西方國家脅迫下簽訂《廣場協定》，日元大幅升值，但其貿易盈余并未因此削減，相反在隨后積累了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

　　無論是日本，還是德國以及歐盟都延續了幾十年對美國貿易順差的貿易地位。這些國家和地區貨幣兌美元的匯率機制都是完全浮動的，但對改善雙邊貿易的失衡沒有任何作用。

　　美國應該比誰都明白，匯率在調整兩國間貿易格局中所能起的作用有限。難道這一次，美國真的相信匯率能成為重振就業出口的靈丹妙藥，還是為了達到更深層次的目的故意對客觀邏輯視而不見？

　　難道以國際貿易理論而獲諾獎的克魯格曼真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嗎？

　　主張壓迫人民幣升值者聲稱人民幣被低估了２０％到３０％。那些炮制這些數據并深諳經濟學理論與現實博弈之道的學者們當然明白，基于購買力平價模型而得出的數據受制于各種變量的制約，而現實中，這些條件在反復變化。

　　同時，一國的匯率水平更應該取決于其經濟發展階段和水平，受迫于外部勢力的升值或貶值甚至會威脅一國的經濟主權。

　　日本留下的前車之鑒不可謂不深刻，中國政府當然明白其中的利害。當年日元升值不但沒有改變日本貿易順差的格局，反而催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為了防止泡沫進一步擴大威脅整體經濟，日本不得不收緊貨幣，卻促使了樓市、股市資金的恐慌性出逃。１９８９年泡沫破滅，并傳導到金融業甚至制造業，造成了之后二十年的衰退。

　　當然，克魯格曼先生和美國的那些議員們已經“記不得”日本的例子了。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強大的外匯儲備和巨大的貿易順差、瘋狂的房地產價格，今天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所面對的經濟環境如出一轍。

　　然而不同于日本的是，中國還不具備完善的金融體系和發達的金融市場，人民幣也不像當時的日元已是國際儲備貨幣可以自由兌換。中國防范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遠不及日本當年。

　　當前，全球經濟的復蘇仍然脆弱。一旦中美兩個大國間爆發貿易戰，將經貿關系政治化，必將戕害全球經濟復蘇進程，這對誰都不利。

　　越是在矛盾一觸即發的時候，越應當保持冷靜頭腦，這亦是對政治智慧的考驗。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界，都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世界經濟和貿易問題，這才是解決問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