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參與突發事件如何“幫忙不添亂”？——長春“盜車殺嬰”案引發的深思
新華網長春５月２８日電（記者周立權、宗巍、姚湜）５月２７日，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審理３月４日發生在長春的“盜車殺嬰”案，被告人周喜軍一審被判死刑。采訪中記者發現，在當時事件發生時，媒體和公眾愛心可嘉，但也暴露出不少參與不當的問題。
一些專家建議，在應對此類突發事件時，如何使政府、媒體和公眾默契配合，不要讓愛心把事弄糟，成為各方亟待補上的一課。
嬰兒隨車被盜 民眾全城愛心搜索
現年４９歲的周喜軍為吉林省公主嶺市人，現住長春市經開區。據他交代，３月４日７時許，在長春市西四環路與隆化路交會處，他將停放在“為家超市”門前的一輛銀灰色ＲＡＶ４豐田車盜走，駕車直奔長春至雙遼的公路。
在駛出長春市區后，周喜軍發現被盜車的后座上有一名嬰兒。在車輛行駛到公主嶺市懷德鎮至永發鄉公路旁時，周喜軍嫌嬰兒哭鬧，遂將其掐死，埋在路旁的積雪中。８時２０分左右，周喜軍將嬰兒衣物和被盜車輛丟棄在公主嶺市永發鄉營城子村后潛逃。
據被害嬰兒的父親許先生介紹，當他從超市出來時，發現車不見了。他立刻報警，隨后撥打了長春當地幾家有影響力的廣播電臺尋求幫助。
接到報警后，長春市公安局先后出動８０００余人次，進入轄區街路、巷路和居民區查找被盜車輛。同時對全市出城卡點進行布控，對車輛進行查緝，并派刑警偵技人員到現場開展勘查。隨著當地廣播、網絡及手機微博等媒介傳播報道，一些長春市民和出租車司機自發加入追尋被盜車輛和嬰兒的行列中。
周喜軍回家后，從家人及網絡得知，公安機關在本省和鄰省進行全力抓捕，也知道社會公眾在自發尋找，５日１７時左右，周喜軍迫于壓力到公安機關自首，并承認已將嬰兒殺害。
媒體定位模糊、群眾缺乏組織、虛假消息不斷
記者采訪中發現，在這起令人痛心的案件中，暴露出的問題值得關注。
——真關心和假消息并存，泛濫的假消息帶來不利影響。案件發生后，網絡上的假消息泛濫。記者梳理發現，從３月４日早上開始，網絡、廣播中關于這起案件的消息不斷，特別是在微博上，各類假消息滿天飛。從“孩子找到了”，到“嫌疑犯和孩子出現在丹東”等。
一名參與該案件的民警告訴記者，辦案這些年第一次碰上這么多假消息，真假消息混雜在一起，對案件的處理帶來不利影響。一些假消息不僅誤導民眾，還引發民眾對警方的質疑。
——突發事件應急中，媒體角色定位模糊。案件發生后，媒體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宣傳。“孩子找到沒？”成為最受關注的話題。３月４日，吉林省一家廣播電臺中斷了所有節目，全天播發最新情況，并且懸賞５萬元追尋失蹤嬰兒；某個集團更是打出了懸賞１００萬元的廣告。
公安部安全專家、中國公安大學治安系副主任張弘表示，在這類突發事件中，媒體的角色定位應該明晰。對于媒體來說，可以呼吁保障孩子的安全，但一定要與公安部門分工明確。如果角色定位不明晰，介入突發事件時沒有把握好度，可能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比如可能會對案犯的心理產生刺激，進而使其因為恐懼做出更加瘋狂的舉動。
——群眾自發參與熱情高，但缺乏有序組織。案件發生后，長春市很多市民和私家車主自發加入搜尋的隊伍中。在３月５日晚上悼念被害嬰兒的廣場集會上，也有上千名市民自發參加，一度影響了交通。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師朱萬潤認為，從這一案件中，既能看到群眾參與熱情高，公民意識在提升，也能看到缺乏有效組織的弊端。這一弊端可能會產生兩個結果，第一是難以形成合力，第二是容易失控。
科學應急讓受害者多一份安全
一些專家表示，為了盡可能降低此類突發事件的危害性，各地有必要出臺一套科學的應急措施，合理引導媒體及公眾的愛心。
首先，應對突發事件時，政府的應急預案要不斷完善。比如各部門之間如何在非常短時間內做到信息共享，進行跨區域跨部門交流信息。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副院長麻寶斌認為，政府應對突發事件應該有一套成型的預案，不同階段由不同部門介入。牽頭的是哪些，涉及的是哪些，道路交通部門如何協調，如何科學有效組織群眾等，都需要明確落實責任分工，搞好機制建設。
其次，媒體介入公共突發事件，應該有一套相對科學的程序，做到“幫忙不添亂”。吉林警察學院治安系副主任李英娟認為，警方與媒體的聯動方面，還存在銜接上的漏洞。朱萬潤認為，發布消息是公安部門的職責，媒體只是媒介，公布哪些消息公安部門要有自己的判斷，例如公布一些消息，相關人會提供相關線索；保留一些消息，避免打草驚蛇使嫌疑人做出極端行為等。
張弘建議，無論警方、媒體還是公眾，都應該接受科學應對突發事件的培訓，掌握一些科學的應對辦法。對公共意識日益高漲的群眾，如何在突發事件發生后，合理有序發揮他們的力量，也是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