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信用評級機構在金融危機當中起的作用，輿論早已有各種批評。現在可以再加上一條罪狀：國別偏見。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海德堡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Andreas Fuchs和Kai Gehring研究了6個國家中9個評級機構，總計143個主權發行人。研究顯示，經濟和文化的紐帶使評級機構優待其祖國，而且這種現象從金融危機以來更加顯著。
評級機構從來無法與政治完全隔離，質疑之聲比比皆是。例如2010年，中國大公國際的董事長關建中就曾在FT的采訪中表示：“西方國家的評級機構非常政治化、意識形態傾向嚴重，不遵守客觀標準。”
談及大公國際，海德堡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寫道：
“簡單對比一下中國評級公司大公主權信用評級和美國三大評機構(惠譽，穆迪和標普)頒布的主權信用評級，就能了解為何所在國家對評機構有重大影響了。大公不僅對中國領地中的香港、澳門評級較高，對其他金磚國家的評級都較高；而對西方經濟體的評級則低于美國三大評級機構。”
這項研究之前，這種國別偏見尚未有系統化的研究證據。不熟悉這份報告中九家評級機構的讀者可以參看下表。表中列舉了這些機構的名稱、總部位置、成立年份、業務涵蓋、過去和現在的股權、主權信用評級數量。
研究發現，每個國家從本國評級機構得到的評價，平均比該國從其他國家評級公司得到的高一級。
涉及到銀行跨國業務和措辭，問題則會更加復雜：
“有證據顯示評級機構一般會優待那些和母國有經濟往來的國家。其他條件均等情況下，如果本國的銀行在某個國家承擔著一定風險，那么該國就能得到更高的評級。另一方面，語言差異越大的國家之間，信用評級越低。”
至于哪家評級公司不公正，答案或許令人吃驚—S&P 2011年下調美國評級的作法為人津津樂道，事實上，美國應該再降一級才算公證。
“9家評級公司中的4家(CI、惠譽、R&I 、S&P)在這項調查中顯示出位置對評級的影響。惠譽和S&P總部位于美國，按照他們對其他國家的評價方式，美國平均高了一級；惠譽和R&I對塞浦路斯和日本的優待更加嚴重(高二到三級)。”
該論文的作者認為，大公應當在2012年中國經濟基本面惡化之后對中國進行降級，但是沒有。大公也是調查中唯一一家體現地緣政治關系作用的公司。
用聯合國[微博]的投票作為評判地緣政治的標準，作者得到以下結果：
“大公似乎對那些在政治上和中國政府關系比較好的國家評級較高。這種影響十分顯著，并且可以數量化。例如一個國家對中國政府的支持度高21%，那么就能在大公的評級中多得一分。而21%，差不多正好是巴西(90%)和澳大利亞(70%)在聯合國大會上與中國投票一致比例的差異。”
綜上所述，企業要想降低資金成本，似乎還得靠外交部多多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