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最近訪問日本時，人們再三告訴我，日本經濟經歷了10年衰退后，正再一次趨于“正常”。從一個角度看，這對日本及世界其它地區是個好消息。但從另一角度看，它帶來了一些棘手的疑問。

重新燃起的信心正提升日本的視線，使其超越了簡單的危機處理。日本政府已開始聚焦于龐大的財政赤字及迅速老齡化的人口等挑戰。一些經過精簡的贏利產業正大肆進行投資，經過合并和資本重構的“巨型銀行”正迫切希望在全球市場擴張。

然而惱人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一個不確定性是，對經濟健康狀況過于草率的判斷，是否會導致緊縮政策過早出臺，從而危及經濟復蘇，本次經濟復蘇尚未帶來實際工資與全職就業機會的持續增長。

另一個不確定性是更為根本的問題：“正常”的經濟是什么意思？是與其余工業化國家更相像、信奉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以日本過去具備的、往往獨有的態度和做法為特征的經濟？日本在這個問題上依然存在分歧。

毋庸置疑，經濟危機促使了重大變革的發生。相互關聯的“系列企業”(keiretsu)交叉持股模式已被解開，為外國資本敞開了大門；工薪階層的工作終身制文化已崩潰；同時一度執法不力的監管機構正整治市場違規行為。

然而有許多情況仍無變化。日本的經濟復蘇在很大程度上是“舊”經濟的產物，主導這種經濟的是傳統的出口行業：汽車、鋼鐵、造船、機床以及電子部件。中國和印度的工業化，在無形中推動了日本經濟的復蘇。

日本的制造業結合了員工的奉獻精神和對生產流程的不斷改進，其實力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日本的這些優勢逐漸消失，因為當今世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日益加劇，最豐厚的回報越來越多地源于無形的東西，如富有靈感的營銷，而不是實打實的商品。

此外，正如最近在東京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會議上，一位日本與會者所說的，令這個國家制造業強盛的品質，并不適合以服務業為基礎的“新”經濟動蕩且變化快速的要求。

服務業創造了日本五分之四的產出。但零售銀行業等許多行業還相當原始。閉關自守的態度很普遍。世界最大的銀行中日本占有三家，最大的廣告公司和旅行社也是日本公司，但它們幾乎不在日本以外競爭。根基穩固的市場參與者緊緊控制著本國市場，迫使較新的競爭者更多地通過并購(而不是創新)來進行擴張。

人們認識到，日本必須創造新的財富來源，以應對人口的老齡化，這重新激起有關企業家才能和創造力的辯論。僵化的教育體系和社會的因循守舊是公認的障礙。而更大的障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

日本戰后的經濟崛起，首先是基于對個人利益的集體犧牲，這種犧牲旨在實現工業化的更偉大目標，從而使日本能從龐大的個人儲蓄池中獲取投資資金；其次是平等主義的政策；再次是大大有利于生產者，而不利于消費者與股東的社團主義政策(corporatist policies)。

這種文化曾造就了工業帝國。但它不會輕易接受離經叛道人士或引人注目的物質成功。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堀江貴文(Takafumi Horie)及村上世彰(Yoshiaki Murakami)的身敗名裂是狂妄自大的報應。這兩位張揚的前金融家遭到了違反證券法的指控。

堀江貴文和村上世彰敢于挑戰老牌企業安逸的生存方式，而這些企業迅速從他們的恥辱中獲益。它們把打破陳規等同于不正當交易，把該事件轉變為一項主張，要求維持現狀，抵制股東激進行為和更嚴格的管理問責制度。

誠然，一些老做法越來越多地受到監管機構的攻擊，它們對這些由來已久的做法進行了打擊，如公共工程的串通投標和偽造賬目。但法規的適用范圍常常含糊不清，而且運用混淆，在金融市場上尤其如此。同樣不明了的是，執法者的新熱情是否具有持久的制度根基，抑或僅僅反映了此事的政治風向。

日本已發生了太大的變化，不可能完全退回以往狀態。問題是，在復蘇已經開始的情況下，日本是否將繼續實施改革，或者長期危機終于結束的解脫，是否會轉變為自滿和惰性。答案將不僅由市場決定，還由政治決定。

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首相將于9月份卸任，他通過打破派系斗爭的束縛，并加強部長級官員對決策的控制，轉變了日本。但他的經濟改革——這是令他厭煩的主題——以及對仍過度強大的官僚機構的改革，仍不夠堅定，不足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小泉啟動了全國范圍的改革議程。但他留下了一長串的未竟事業。能否完成這些事業，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繼任者是否具備足夠的遠見、不懈努力和領導技巧。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蓋伊·德·容凱爾 Guy de Jonquieres，2006年6月28日 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