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經國先生十四年，有幸與聞機要，參與變革，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只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并得到民眾肯定。

編者按：宋楚瑜，臺灣親民黨主席，于1964年政治大學外交系第一名畢業，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國際關系碩士學位，再于美國首都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留美期間適逢蔣經國新任“行政院長”，希能選用一位英文秘書，蔣經國將此任務交給錢復，還特別交待，最好找年輕人。

錢復多方查訪后，兩度赴美相約宋楚瑜面談，并推薦給蔣經國。宋楚瑜于1973年8月14日回臺面見蔣經國，蔣甚為滿意，讓宋楚瑜早日回臺。于是自1974年1月1日起，宋楚瑜開始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英文秘書。后因表現良好，逐次提升，擔任過“新聞局長”、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相當于宣傳部部長)、副秘書長等職務，在這段任職期間仍一直兼任蔣經國幕僚與機要秘書工作，直至1988年1月蔣經國在“總統”任上去世。

今宋楚瑜以其在蔣經國身邊14年的貼身觀察，特為本刊撰文，首次描述臺灣在蔣經國執政的十余年間，如何同時提升經濟發展又進行政治改革，使臺灣逐步走向民主與均富。其所描述的歷程與經驗，深具參考價值。以下是宋楚瑜本人的自述：

蔣經國如何對待身邊的人?

我是錢復先生推薦給經國先生擔任英文秘書的。為此，錢復先生還赴美兩次找我面談。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臺灣面見經國先生，談話四十分鐘，談了談美國的狀況，我把我的看法跟經國先生匯報。大概講得還可以，經國先生決定要我早日回國。于是我回美國結束學業與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舉家搬回臺灣。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報到上班，那時我32歲。

說實話，要不要回臺灣？是一個不容易下的決心。首先，我從未在“政府”任職，也無口譯經驗，所以十分惶恐，開始時一再謙辭。為此在這三個月中，我在喬治城大學刻意去旁聽同步口譯的課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間，我都是半工半讀，未獲“政府”或政黨任何的補助。做學生時，我開始在圖書館打工賺錢，一小時美金二塊七毛五分；為了支付兒子出生的醫藥費，幫教授細讀《人民日報》(在微卷膠卷上)搜集研究資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報》，我每一頁都看過，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賺取近二千元美金。經過七年的半工半讀，我在美國有了工作，任職于福特基金會所支持的一個資料研究中心，師承后來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 Kirkpatrick)(她曾兩度與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師，專程來臺看我)；內子陳萬水還是華盛頓醫師協會會長的會計部主任，夫妻二個人每個月的工資超過2,500美金。回臺灣，我擔任經國先生12職等簡任秘書(文官最高職等是14職等)的月薪僅相當于100多美金。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可虧大了！”

一開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譯，并在經國先生接見外賓時擔任紀錄，處理英文信函及擔任經國先生與美國大使的窗口。有時候還要幫“院長”夫人蔣方良女士的信函擬稿，協助一些國外聯系的事務工作。

后來我才發現，經國先生的英文挺好，會聽也會講。但他接見外賓時，除非社交應酬話，鮮少用英文，都講中文再由我翻譯。這樣可以爭取到思考的時間，謹慎地推敲自己用語。所以，除非外賓所談內容十分關鍵，通常英語不須中譯，也因此節省不少時間。而且經國先生談話要言不繁，我也能勝任愉快。

每次與重要外賓會面后，我都要將會談紀錄做成書面呈給經國先生批閱，他會一個字一個字的看，有時連錯字都會挑出來改正。

經國先生的心思是很細密的，也很會從許多小事中考察身邊的人。比如說，小型聚會的賓客與陪客名單、菜單等，都要事前呈核。擬菜單最重要的要領是不能浪費、要“恰到好處”。當他秘書的人要把這些事記得清清楚楚，講過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試著自己擬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錯，少有直接稱贊，最常說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準備的是，將會有更重要的任務，逐步地交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