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當前改革正處于攻堅階段，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加快推進各項改革。今年一些關系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要取得新進展。”

　　2006年報告中的這些表述，同前兩次報告對照，側重的確有所不同——

　　“要按照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部署，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改革，力求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新進展。”(2004年)

　　“我們要用更大力量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2005年)

　　今年溫家寶總理強調改革開放“決定中國命運”，強調要以“更大的決心”，強調要在“關系全局”的改革方面有所進展，受到了海外媒體的充分注意，也被視為對當前關于改革爭論的一次明確回應。

　　3月6日下午，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發表了講話，他明確指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新加坡《聯合早報》迅速評論說，“中國社會近幾個月來掀起對改革開放的爭論，有學者更批評改革開放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及貧富懸殊。胡錦濤昨天在上海代表團的講話，顯示中國最高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堅持”，“意味著改革的信心和決心不會在‘和諧’名下動搖”。

　　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兩次表態，得到海外媒體的高度關注，被視為一個明確的信號：即使議論紛紛，即使困難重重，中國的改革和開放不會因此而停滯，而只能堅持以改革來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改革成為“兩會”焦點

　　一年來多來，關于改革的爭論成為中國從官方到民間的重要議題，近30年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該何去何從？國企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物權法，相繼成為被質疑的對象。而貧富分化、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的現狀，更讓人憂慮。

　　今年2月，《財經》雜志發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動搖》中稱：“中國正處于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結構的大變動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認識多樣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調整利益關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廣度、難度、復雜度都在增加。”

　　在眾多質疑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聲音來自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如果暫時不能做到“為不同的社會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做出制度安排，并把新的安排建立在民眾自己的利益表達基礎上”，則應該選擇“暫停改革，尤其是暫停涉及重大利益調整的改革”。而孫立平的主張并不是當前最激烈的觀點。

　　另一些學者也對此作出了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吳敬璉近日表示，改革需要“反思”，這是一回事；但要否定二十多年以來的改革，要把我們拉回到過去去，這是另外一回事，這個必須“寸步不讓”。

　　應該說，多數學者的本意，并不是停止改革回到過去，而是下一步如何改的問題。這些爭議，不可避免地被帶上了“兩會”——改革要不要繼續深入下去？改革中遇到的新問題怎樣解決？

　　“這也是今年‘兩會’上政協委員議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烏杰對本刊說。

　　新起點上的分享式改革

　　各方質疑改革和發展至今出現的問題，如果概括起來，一是社會問題，比如利益分配不均衡、貧富差距、城鄉差距以及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問題；一是經濟和環境問題，如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由此帶來資源消耗過高和環境惡化等。

　　但在本次“兩會”上，不少與會者提出，這些問題并不能完全歸咎于改革。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依靠繼續深化改革。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慶云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只能用加快改革解決改革中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也向本刊表示：“要用改革開放和制度創新，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和深層次矛盾。”

　　這種普遍的期待顯然得到了決策者的認同。而這種改革和發展，不同以往之處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

　　新的起點，是指改革開放近30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國家財富和社會財富都已有相當的積累。同時，改革也為我們積聚了諸多的經驗和教訓，也促使下一步改革必須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著力點。

　　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新目標：“同時注重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使改革兼顧到各方面利益、照顧到各方面關切，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

　　中央的這些思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得到體現，這也是“十一五”期間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兼顧各方利益”的改革被描述為“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并在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提出了方略。

　　記者采訪的“兩會”代表、委員普遍認為，當前各種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其中貧富懸殊問題尤為突出，因此，如何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一個“大工程”。

　　代表和委員們在討論中指出，導致貧富懸殊的兩個較為重要的因素：一是城鄉差距，二是地區差距。

　　對此，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高度重視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并且要通過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

　　具體措施包括：除了今年免除農業稅、今明兩年免除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和書本費并補助寄宿費之外，還要下決心調整投資方向，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并開始探索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要求各地合理調整和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制定和推行最低小時工資標準，逐步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的問題。

　　這些措施，是溫總理會前提出的“下決心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一部分。李慶云認為，政府利用收入分配職能把重心轉移到農村，通過轉移支付改善農村的交通、農民的醫療和教育狀況，使9億農民得到實惠。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將會大幅提升農村面貌。這些改革措施，應該說是建國以來力度最大的。

　　至于解決地區差距問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通過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和中部崛起的戰略逐步突現。

　　這些建設性的措施，在“兩會”上得到普遍的肯定。而一些來自學界的代表和委員則表示，中央的這些精神，需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來落實。

　　吳敬璉在小組討論中總結當前改革遇到的問題：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如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制、國家壟斷的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需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等引發的社會問題解決的進展也不大。

　　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待于更深層次、更復雜的體制改革。但這些問題并不能成為阻滯改革的理由。

　　“雖然改革面臨著重重障礙，但這是改革自己的問題，而不是改不改革的問題；至于打破這些障礙的難與不難，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了。”吳敬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