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歷對政治決策的影響，一直是政治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事情。當約瑟夫·奈論述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決策時，特別提到了一戰的教訓對肯尼迪的警醒作用，而另外一些學者則提到了豬灣入侵失敗給肯尼迪的現實教訓。

就像我們在生活中所常常感受到的那樣，有時，教訓如火，灼熱，但卻令人敬畏；有時恭維如水，看上去很美，但卻常常讓人付出巨大的代價。從某種意義上說，火比水安全，因為人們知道火的厲害故而會比較謹慎，而水卻很難讓人敬畏，這使人們更容易在水中犯錯誤。

在一次訪談中，大作家阿西莫夫曾經提到，美國所遭受的最有害的一個恭維就是“美國佬無所不能”。在他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成功。越來越多的成功和人們出自各種心態的恭維，是很容易使人感到自己可以控制許多的，就像一些會水的人認為水 是那樣容易對付……但結果卻常常出人意料。

詹姆斯．曼在論述“火神派”的沉浮時，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已經變得越發單薄了。在他看來，盡管在強調美國的軍事實力方面立場一致，但火神派內部還是有著明顯的分歧。對于越戰的不同認識和感受，顯然影響到鮑威爾和沃爾福威茨的“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布什政府的政治能量。

由于對越戰有著深刻的“現場感”，鮑威爾始終對有可能削弱美軍的實力、名聲和作戰能力的軍事行動持謹慎態度，而阿米蒂奇也從越南吸取了諸多與鮑威爾相似的教訓。就像一位越戰老兵說過的，“在我們這些參戰者和未參戰者之間，矗立著一道十英里高、五十英里厚的墻，這堵墻永遠不會消失。”在像鮑威爾、阿米蒂奇這樣的越戰老兵看來，像切尼、沃爾福威茨那樣主張對伊拉克動武的人是無法理解戰爭的，因為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

鮑威爾們對沃爾福威茨等缺乏“實戰經驗”的理論家的不滿由來已久。其實早在1983年鮑威爾和阿米蒂奇在五角大樓搭檔時，就已經開始不信任那些觀點或意識形態過于激烈的人了。用詹姆斯．曼的話說，沃爾福威茨充滿保守主義的激情，阿米蒂奇則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沃爾福威茨成長的搖籃是學術界，而阿米蒂奇則成長于越南的沼澤地。

而自覺不自覺的，越戰的教訓也使得阿米蒂奇等人意識到，伊拉克戰爭未必會像沃爾福威茨們所宣揚的那樣會大獲全勝，并成為中東民主化的樣板。越戰的混亂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發展太快，這是華盛頓的任何人都無法控制的。在鮑威爾和阿米蒂奇先后離開華盛頓之后，他們也遺憾地看到，發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已經越來越難以為華盛頓所控制了。

雖然火神派在布什政府中曾如“同學會”一般歡聚一堂，但小布什卻還是要被排除在火神派之外，這不僅是因為他缺乏軍事經歷，更是因為他的角色使得他更容易從火神派身邊走開。曾經在里根總統身邊做過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鮑威爾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總統是不會落入意識形態俗套的，只要政策正確，當海外局勢發生變化時，總統可以迅速徹底地改變自己的外交政策。

事實證明，時勢比人強，局勢和處境的變化，會促使人改變最初的想法。就像布什政府先后接受“伊戰還沒有取得勝利”、“伊拉克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內戰”的說法，并且從拒絕到邀請伊朗和敘利亞共同磋商伊拉克問題，一切都是“火”在起作用。

形勢的變化，既可以使清醒的頭腦變得沖動起來，也可以使曾經自負的人變得低調起來，美國在伊拉克的四年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耐人尋味的是，曾因巴格達之戰歡呼雀躍的沃爾福威茨，多年前在解釋老布什的適可而止時，曾冷靜地分析道，“（伊拉克的）新政權會成為美國的責任”，可以想象，這可能導致美國對一個無法治理自己的國家進行差不多是永久的占領，但是，外國占領者在那里的統治會引起越來越多的憎恨。而今天，沃爾福威茨已經遠離了五角大樓，而小布什則在努力用水滅火，而不是沉湎于玩水的“情趣”之中。

發生在美國的事情，對我們也未嘗沒有警示意義。在幾乎全世界都在以各種方式恭維中國的發展和高唱中國龍“蘇醒”的贊歌時，惟獨我們最需要保持清醒頭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應腳踏實地，比森林中的任何獵人都更應該相信自己只是一個“笨小孩”，需要更多的勤奮、頑強、果斷和勇敢，還有就是對大自然和那些難以把握的事情心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