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的中美關系，看上去似乎正在為“中國制造”所困擾。一方面，從美國國會到一些利益集團都在抱怨“中國制造”帶來的“麻煩”和沖擊，另一方面，也很少有人能夠否認，這是一份難分難舍的關系。
這也是一個讓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感到有趣的時期。
曾幾何時，在許多美國人爭論著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時，一些學者也在擔心這將影響到中美關系，但華盛頓的分析家斯蒂芬·里克特卻從另一個角度看出了問題背后所蘊含的積極因素。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上個世紀60、70年代或者80年代，你問一位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人，2003年他對中國最大的擔憂是什么，而你表示可能是中國稍微被低估的貨幣，那別人肯定認為你發瘋了。”
而在美國大豆協會的辦公樓里，亞洲營銷經理彼·桑頓則會這樣告訴你，“有兩樣東西左右著芝加哥谷物交易所的行情：天氣和中國”。美國農場主一半以上的大豆和豆制品供出口，盡管當時中國的檢疫隔離措施讓美國人感到很頭疼，但農場主不得不承認，中國仍然是他們最大的買主。
這也印證了一位企業家所的話說，“比起中國，世界其他任何機會都是蒼白的。”理性地看待美國乃至其他一些國家發出的有關“中國制造”的噪音和不滿的言辭，你會發現，這其中富含著更多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和利益的渴望，而這也正是“利益攸關者”理念提出并被接受的一個關鍵原因。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對于“中國制造”的許多負面報道和批評言論，既反映出一些局部利益的訴求，也彌漫著“攻心戰”的味道。通過對古老也便更具傳承性的中國文化的研究，一些人發現，中華民族是喜歡自省的民族，出現問題或矛盾，常常會習慣于先考慮是自己哪里錯了，是不是哪件事對不起人家了，或者是哪里讓人不舒服了。總之，要求自己多于要求別人。
這是美德，也是一種胸懷，但在國際事務中，這卻常常會被人利用。在人民幣被美國人和日本人“圍攻”和“聲討”時，一些年輕的中國學者也曾提起，為什么不問問日本和美國，他們對日元和美元做了什么，他們為什么不應世界人民的要求多一些自省，多一些忍痛割愛，多一些文明禮讓？
而今，在美國國會在大做貿易逆差、“中國制造”文章時，連德國媒體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它提醒說，人們在討論中幾乎沒考慮到下述正確的論點，即美國人沒被強迫購買中國生產的廉價T恤、鞋、電視機或家具，而他們這么做是因為受到產品性價比的吸引。
理性地說，把中國作為一個普通的崛起力量，而不是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威脅并采取破壞性的保護主義措施，將更有可能為社會和經濟帶來和諧。
夸大“中國制造”的問題，似乎無助于美國社會的和諧與繁榮。
這是一個需要既作老師，又作學生的時代。在國際事務中，一個發展有力的國家，一個有著廣泛的世界利益的國家，需要保持一種“師道尊嚴”，不能被動而無奈地成為他人的靶子和“替罪羊”，盡管在自我發展中，也要有一種學生般的謙虛和好學態度。體現在“中國制造”問題上，就是不能一味被動地防守，任人“妖魔化”，同時，也要用心地考慮，如何能夠系統化地塑造“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外表如獅子般強悍，內里則要有狐貍的智慧。
這還是一個沒有人會在“一棵樹上吊死”的時代。過去幾年中國在外交上的成就表明，“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是明智之舉。在美國國會高舉懲罰性法案“大棒”時，一些中國公司則不以為然地表示，他們已經轉向多元化策略，比如向歐盟和非洲進軍。而懲罰性法案，用美國人自己的話說。不是一種雙贏的選擇，它不僅會使美中貿易量減少，還會減少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而“中國機會”，真的有人舍得棄之不顧嗎？
（張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