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明一下，關于標題中為什么只標“錢泳手跡《冊封琉球國記略》”，而不稱《海國記》？是因為該文獻是否一定出自沈復《海國記》，在學術界確實還有爭議。有爭議當然很正常。如果山西省平遙縣人彭令“發現”的是1980年左右出版的一套稀見的小人書，我們相信，關注者絕對不會這么多，質疑之聲也不會如此強烈。

學術界的許多重大問題，有質疑并不奇怪，類似之事甚多。如《紅樓夢》后四十回是否為高鶚所續就有爭議，《金瓶梅》的作者是誰學界也有爭議，《西游記》是不是吳承恩所作，質疑之聲也時有響起。

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最權威的《文學遺產》期刊，在2010年第6期的頭篇，發表了著名《浮生六記》研究專家陳毓羆先生的絕筆之作，雖對錢泳手稿中的《冊封琉球國紀略》抄錄自沈復《海國記》之說提出了質疑，但他也承認此文作者“記錄其親歷之見聞，并非向壁虛造或剿襲拼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琉球此行的一些活動及當時琉球的風土人情，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與文化價值”。

陳先生的這一論斷，在某種程度上，已確立了錢泳手跡《冊封琉球國記略》編入教材的堅實基礎。中國學術界對該文獻的材料來源的質疑，和某些所謂海外中國留學生、學者對其真實性的質疑，明顯有本質區別。以學術為目的的質疑，并不否認其文物的真實性和文獻的史料價值，對于將錢泳手跡《冊封琉球國記略》確認為保釣宣傳材料并無異詞；而海外的某些所謂的質疑，則是從根本上否認其文物的真實性，背后顯然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至于有極個別人，把清人錢泳抄錄的琉球文獻，與“補白大王”鄭逸梅先生揭露的民國人偽作混為一談，這種情況有如把清代人的《記事珠》，硬要說成是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的“記事珠”。對于這類連基本情況都沒有搞清楚的“焦點”、“評論”、“關注”等等，我們大多可以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