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2005年8月23日，在中國日報社和日本言論NPO于北京舉辦的“北京·東京論壇”上發表致辭，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趙啟正指出，中日之間的發展有可能在十年內出現明顯改善。

以下是演講全文：

尊敬的工藤泰志先生、福川伸次先生、白石隆先生，尊敬的陳昊蘇先生、朱靈先生、徐先生。大家早上好！我很高興的參加今天的論壇，最近中日之間論壇很多，都很重要，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事情。各個論壇無論是討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但主題都是中日關系，目的都是改善關系，增進友好。

今天的中日關系到底怎么了？從中國方面說，在幾年前也沒有這樣一種思想準備。我想，在日本方面也是這樣的。對于今天我們存在的困難，剛才日本方面諸位先生說的很清楚了。

我最近兩次到日本，也和日本的政界、經濟界、學術界和我私人的朋友，廣泛、真誠地交流。當然，中國方面每天都在交流。那么對于“政冷經熱”這個現象怎么看，也并不一致。大家說不必著急，中日之間互相有需要，經濟能保持熱就可以。領導人很憂慮說，這樣長期下去必然使經熱也受到破壞。

我的想法是，至少“政冷”會使我們的經濟不能達到應該的高度。如果不存在“政冷”，今天中日經濟的發展可能會達到一個令人驚訝的水平。因為中日間需求的潛力很大，特別是中國方面，有許多重大項目、工程已經列入發展規劃。日本的產品質量較高，并且也適合在中國建設。但是都沒有能夠很簡單和順利的決定下來，這顯然是受到“政冷”的影響。

困難，剛才日本諸位都列舉了。我想談談希望。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但也是樂觀主義者。我覺得中日之間的發展，還是有可能像大家所預期的，在十年內能夠有明顯的改善。十年后在這里或者在東京，我們將總結十年這個論壇所做的貢獻。

我有這樣幾個理由認為中日關系還是很有希望在十年內或更短的時間內改善的。中日友好的歷史，完全有據可查的有2000多年，不友好的歷史大約是50年，就是1894到1945，戰后60年總體來說，應當是友好的。所以以史為鑒，我們不妨將2000多年和戰后60年都包括進去。基于這種思想，中國國務院的信息辦公室就在日本舉行了一個戰后60年的中日友好照片展，受到日本方面的歡迎，我也很受感動，留言冊上寫的都是友好的話。

中日文化的接近除了韓國以外，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比較。我到東京，在看茶道的時候，他們說向美國人介紹茶道幾十年也沒有什么收獲，但中國人進來聞到茶香就有了共同感覺。歌舞劇、京劇，中日的都是互通的，書法更是完全一致。這樣的背景很堅實，文化的理解是政治的理解和經濟交往的重要基礎。這是我們獨特的兩國關系。

從經濟來說，這種互相的需求已經是現實，是互補的關系。前年，中日之間貿易總額如果不包括香港的話，是1300億美元，去年是1600億美元，今年中日雙方都認為會超過1900億美元。在整個全球上，相互貿易超過1000美元的國家，據說只有五對到十對，而我們這個額度幾乎是全球第一。比起歐洲和美國來差距都是1％，去年歐盟和美國超過中日貿易的只有1％，所以這并不令人十分沮喪。

以往我們忽略中日還有一個共同的需求，就是安全和和平的需求。我完全確認日本人民是非常擁護和平的。中國人更是如此，因為近百年來受到戰爭和受到欺凌，對于和平的祈求是從內心的。特別是在恐怖主義泛濫或猖獗的情況下，雙方對恐怖主義的防范是共同的需求。所以在經濟需求之外，在安全和和平需求方面，我們也應該討論一些共同的話題。

第四個有利條件，就是中日間民間的朋友更多。我也有許多美國朋友，但是說起來稱名道姓，能夠拍肩膀的還是日本的朋友多，這種溝通很有好處。美國蘭德公司的總裁對我說，美國和歐洲之間也有很多的矛盾，但是由于美國人絕大多數是歐洲的移民，他們的語言也相同，所以民間學者朋友很多。民間的溝通對政府之間減少摩擦和誤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我聯想到中日之間也有這樣的優勢。在中國今年3月4月發生涉日游行之后，中國很多前駐日大使，都到各處演說，對于青少年如何正確的觀察中日關系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們這種論壇也可以認為是民間人士在起主要作用，雖然很多人原來是官方的背景。

剛才我看了主辦單位的聯合調查，這個調查好像是統計了約一萬人，問題很多。民意調查是一個很復雜的工作，如問題的選擇、問題的定義、調查的人數等等都會引起很多誤差。即使是同樣的問題，每個月的調查都在變化，因為輿論本身都在變化。

這些問題當中，有一些定義不是很清楚或者是缺少一些解釋，可能帶來一些誤差。比如，對雙方特別是對日本方面的問題是，“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還是軍國主義國家，還是大國主義，還是霸權主義，還是和平主義”等等，但是就忘了問是不是“社會主義”，也許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同了。其實這個問題很重要。美國一些重要人物在十年前就多次問過我，中國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明確地回答，中國是社會主義，并且中國社會主義與前蘇聯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還不相同，的確是中國特色的，因此對于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沒有問日本方面，這可能是一個馬虎。

剛才白石隆先生談到國際主義，國際主義的定義在中國和日本也有很多不同，并且和經濟全球化等都有一些模糊。所以，下次調查把定義明確化一些，也許更好。但是我并不否定這次調查的意義，不管怎么說，我們只說了一個嚴峻的事實，就是日本的厭中情緒和中國的厭日情緒都很嚴重，這是我們不希望的。

上周日本著名電視時政主持人田原總一郎先生在上海和北京都見了很多中國朋友，他對我說，他直接的感覺沒有輿論上反映的那樣嚴重。我這次到日本去，從留言錄上看，也沒有感覺這么嚴重。比如說調查當中有一個問題，問中國人“日本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如何？”，問日本人“你對中國的媒體報道如何？”其實大多數中國人不認識日文，大多數日本人也不認識中文，他的印象還是從本國媒體得來的。所以本國媒體如何報道十分重要。

在我講話結束的時候，我想提一提對媒體的希望。在全球衛星電視普及的情況下，在互聯網普及的情況下，信息使國家的距離變小了，互相的理解應該是增強了，但是由于媒體選擇題目的片面性，會把某些問題放大，會把某些問題掩飾或者是會發生某些歧變。

2002年沈陽的領事館事件發生時，我正在日本。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當時的回答是，日本電視臺每一小時或者是半小時播出一次，沈陽領事館門前中國武警戰士攔住朝鮮闖入婦女的鏡頭，并且孩子在哭泣，把聲音放大，并且說中國人侵犯了日本的領土。我的回答是，9·11之后，中國武警戰士受到反恐的教育，不知道闖入者是何人，不懂日文，他們只知道阻攔闖入者。我覺得應該向中國武警戰士致敬而不應該指責他們，我的說法得到很多日本朋友的支持。

又如“中國足球場”的表現，球迷當中一些人是極端的人，再把中日關系加進去，他們的行為就有一些不妥。這些事情中國政府在教育，在處理，但是他們的鏡頭卻沒有播送教育和制止的內容。

白石隆先生說十年以后還開這樣的會，每年也要開這樣的會，十年以后有總結會，我希望大家保持身體健康，頭腦保持靈活，到時候慶祝我們這十年大家共同的努力。謝謝各位！

工藤泰志先生說十年以后還開這樣的會，每年也要開這樣的會，十年以后有總結會，我希望大家保持身體健康，頭腦保持靈活，到時候慶祝我們這十年大家共同的努力。謝謝各位！

（信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