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否生氣，莊子是否著急，咱不知道。要按照這個路數推想，那個不老老實實把《紅樓夢》寫完還整得比密電碼復雜一萬倍的曹雪芹早就被逼瘋了。

畢竟大家需要這樣一種自身心靈的慰藉，需要這樣一種社會人際的和諧，試圖在傳統文化中找尋情感的歸宿，求解現實的困惑。原本被視為高深晦澀的傳統文化當以一種親和的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的面目出現時，既高雅又平實，就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在這個時候，大約就需要出現這么一個人，需要這樣一種“心靈雞湯”，無論她是不是叫做于丹，無論她講的是不是《論語》。

懷著種種心理跳出來給于丹挑錯的人也漸漸多起來。管它“硬傷”還是“軟傷”，與其具體挑錯，到不如真正清醒地去認識國學。人家玩的是“六經注我”，您就別在哪兒掰飭“我注六經”的那套，鬧得人家不帶您玩。既然玩的不是一個游戲，就沒理由用另外一套規則去橫加指責，更不能以自家標準嘲笑人家這個游戲玩不好，進而去推斷別的游戲也都玩不出“膝蓋上掛暖壺”的水平。不是人家沒把您老說的游戲玩好，而是人家根本玩的就是另外一個游戲。折騰半天，于己無益，于事無補。

“國學”熱起來了，從眾心理或許還會使之升溫，也就有些人把國學當成了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似乎一切社會問題、個人問題都可以通過宣講國學迎刃而解。可惜啊，國學固然博大精深，但它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也不能解決所有人生的困惑。

傅斯年在“五四”時期的國故論爭中曾經說過：“研究國故有兩種手段：一，整理國故；二，追慕國故。”雖然今天的“國學”不同于近90年前的“國粹”、“國故”，但還是忍不住讓人再回首恍然如夢。新文化運動高揚的大旗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可是旗下的一些激進主義思潮卻與“國學”勢不兩立。好在，新文化派中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已清醒意識到中國新文化的建設不僅要“盜火”——“輸入學理”；還必須“理水”——“整理國故”。嘗試著造就了自由體新詩的胡適先生提倡用科學的精神重新審視國學的價值，“整理”是要再造的，是要推陳出新的。而師者的素質，也就是說這傳道授業解惑之人的頭腦很重要，要知道如何正確看待國學，傳授國學的精髓。而且，我們要辯證地認識和接受國學，不能一葉障目。

于丹說：“《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么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其實，在世俗的快樂和成功之外，還有靈魂的豐富與高貴。即使這真的是《論語》的真諦，也不是所有國學的真諦。

今天的國學熱既是大眾精神需求的必然趨勢，也是對于國際上“漢學熱”的被動反應。

必須清醒的是，西方社會對我們的關注絕不僅僅是被我們傳統文化的魅力所吸引。開放的文化心理可以兼容并包，但并非頂禮膜拜。

我們確實需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體系。而傳統文化，甚至僅僅儒家文化，連同糟粕，并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我們歷來都是多元的文化，國學是一個廣泛的領域，儒家的經書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不能盲目地奉為經典。國學當然不應該被打倒、被砸爛，但也不宜過分夸大它的功用。畢竟不是意識形態為綱的時代，文化道德對社會最多起到的是協調作用。

焚身以火，盡情燃燒，太熱了，就總擔心它會化成灰燼。不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舒坦些。

在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時候，想“待浮華浪蕊都盡，伴君幽獨”。（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編輯：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