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東亞安全保障機制

中谷元：我曾在2002年擔任防衛廳長官，當時覺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是當年5月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中止了我即將成行的對華訪問。而此前，中國海軍和日本海上自衛隊互訪及兩國國防長官間的對話交流活動一直存在。

如果中日能夠在安全保障方面建立某種協定，在東亞形成集體安全保障防御體系的話，這個工作恐怕具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巨大潛質。

關于如何使雙方建立互信的問題，只要每個國家都本著優先東亞整體安全保障的目標，允許大同小異，努力掃清障礙，尋覓合作道路，集體安全保障體系是能建立起來的。

妨礙我們前進的障礙有三個：一個是朝鮮半島問題，一個是東海問題，還有一個是如何調整與美國關系問題。

關于朝鮮問題，只有成功解決核問題、導彈問題以及朝鮮經濟援助等問題，東亞安全保障機構才談得上有一個穩定的基礎。

第二點是東海問題，首先應該事前進行磋商后再采取海底調查、采掘等行動。此外針對今后有可能發生的突然事件，要為避免事態擴大設置規則。

最后在中美關系上，雖然中美之間存在對臺軍售以及貿易摩擦等多方面問題，但中美經濟關系正日益得到加強，美國期待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合作伙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對外界影響力的增大，中國也會采取符合世界標準的政策，到那時中美之間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在解決了以上三個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應該爭取早日在東亞構建起定期的安全保障機制。

亞洲共同發展的基礎是建立互信

張平：亞洲的一體化共同發展，離不開互利共贏，那么它的基礎是什么？陳會長談到，就是建立互信。很難想像亞洲國家，或者中日兩國互不信任，兩國民眾和媒體互不信任，能夠迎來互利共贏亞洲世紀的到來。

從我們去年到現在做的民意調查來看，兩國民眾相互親近感在減少。民眾互不信任，是兩國民間現在一個主流的方向，但同時，兩國民眾現在越來越意識到中日關系很重要。不過現在，很多人都只依靠各自國家的媒體來了解對方。

很多人在民調中對中日關系的印象選了一個“說不清楚”。我覺得，中日民眾對中日關系的印象回答“說不清楚”的話，對媒體來說是一個機遇。這說明像北京東京論壇這樣的民間交流平臺可以起到推動兩國民眾了解彼此的作用。

同樣，中日媒體也需要新思維、新觀念來處理問題，應該起到維護友好的穩壓器作用，而不是火上澆油。所以說媒體在建立中日互信之中是大有可為的，也應該有所作為。

西原春夫：對于日本與中國現在處于不能相互理解的狀況，實在令人遺憾，我認為其原因是我們迄今的交往方式太笨拙。大多數人是從現在的情況出發，來考慮如何改善問題的。我建議，把這個思維方式改變一下，以將來作為前提，用更遠大的眼光來解決目前的問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員、物資、金錢、信息和經濟交易等都會不斷地超越國境。超越國境的程度越高，人們就會越感覺到國境是一種障礙，想要降低障礙。但國境一旦降低，國家間雙邊解決和協調超越國境糾紛的法律規范就不夠了。

一方面相應國家會制定共同的法律規范，另一方面就會形成執行共同法律規范的地域性超國家組織。這種地域性超國家組織最初可能采取協議機構形式，然后逐步成為擁有獨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權限的地域共同體，這就是一種共同管理的思維方式，我相信在本世紀內亞洲肯定也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剛才幾位都說，21世紀是亞洲世紀，今后亞洲各國將會對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正因為這樣，我不希望亞洲各國只是憑借經濟實力出現在世界的前列。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亞洲應該對正在面對危機的人類未來提出亞洲式的哲學和思想。現在中國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這個口號，全國上下都在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努力。日本應該以什么樣的思想哲學與中國相呼應呢？我認為值得去好好思考。

我現在是亞洲和平貢獻中心的理事長，我們中心已經找到了明確的答案，這就是要以亞洲“和為貴”的精神，在日本確立和實施和平國家理念。要將國際糾紛的苗頭，在對立發展到戰爭之前化解。中心認為，如果發生戰爭，日本不是以單個國家身份加入戰爭，而應同其他各國一起，以國際警察組織的名義，根據國際原則來制止戰爭。在戰爭結束時幫助救災，重建振興國家。

亞洲和平貢獻中心認為，日本也應該呼吁中國和韓國一起加入進來。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日本全國都能夠有這樣的想法，因為這是日本亞洲政策的理想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