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日本10萬研修生中，八成來自中國，平均每個研修生三年被克扣300萬日元左右。在日本，維護研修生權益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中國留日研修生生存狀況調查

據日本媒體報道，2007年12月11日，日本岐阜縣岐阜市一家縫制工廠的5名中國女實習生向《中文導報》申援稱，她們遭到該企業強制遣返，而且按照日本《勞動基準法》，企業還拖欠了她們每人435萬日元(100日元約合6.5元人民幣)的加班費和工資。日本研修生問題再掀波瀾。

目前，在日本的10萬研修生中有八成來自中國，日本勞動組合(工會)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平均每個研修生三年被克扣的勞動所得在300萬日元(約合20萬元人民幣)左右。在日本，維護研修生權益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日本大都市電視臺時事評論員莫邦富一針見血地指出：“研修生問題就是日本的血汗工廠問題”。日前，日本厚生勞動省提出了一份修正方案，并將在明年提交日本國會進行法案的表決。

2007年年末的一天，本間高道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在距東京300公里左右的日本岐阜縣街頭一家茶店里，他正在談判，對象是當地黑社會的老大。對白像電影：老大拖著長音問道“你的家人生活得還安全嗎？”本間則大力地拍著桌子：“你敢威脅我嗎？”顧客一下子都被嚇跑了……

本間高道，岐阜縣一般勞動組合的理事長，同黑社會老大談判的經歷在他的人生中已經多次出現。

勞動組合類似于中國的工會組織，但不是企業內部的工會，而是代表一個階層或者類別工人權益的組織。岐阜縣一般勞動組合代表的是中小企業小時工的利益，本間告訴記者，“從5年前開始，有中國的研修生進入我們這個勞動組合。”從那時開始，本間開始了不斷代表中國研修生向企業主討還法律規定的勞動所得的艱難歷程，他面對的是中小企業主們雇來的談判代表——黑社會老大。

研修生溯源：日本的血汗工廠問題

研修生是日本特殊制度下產生的特殊外來勞工。

中日友好協會的岡崎溫見證了那個年代，他是最早引入中國研修生的人。他告訴記者，名古屋與南京市是友好城市，在1980年，當時江蘇省提出來想要到日本學習種甜瓜，于是在中日友好協會的運作下，江蘇省外辦派了6個農業研修生來到愛知縣學習，這6個人可以算是最早的研修生，而他們當時都是省級機關或者農業單位的技術人員。岡崎記得當時的組長后來還官至江蘇省副省長。

然而在東京大都會電視臺的評論員莫邦富看來，所謂的研修生制度反映的是日本一方面不想承擔開放勞動力市場帶來的義務，一方面又想得到廉價勞動力的事實。“日本研修生問題就相當于國內的血汗工廠問題。”

日本的研修生，大部分來自中國。據統計，目前在日的中國研修生近10萬，約占總數的80%，主要分布在纖維制造、食品加工、電子、運輸及機械制造等行業的中小企業。

“岐阜縣是日本傳統的紡織基地，當年很多女工從全國各地來岐阜工作，可以說是寫就了一部日本女工的興衰悲哀史。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日本人力、土地等成本不斷上升，日本的成衣業逐步轉移到東南亞和中國，岐阜縣是目前日本唯一保留了紡織業的地方，這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作為廉價勞動力的研修生的支撐。”本間告訴記者。

中國女工：平均被克扣300萬日元

周惠萍工作的大五株式會社確切地說是一個小型的家庭作坊。工廠的構成就是一個老板、兩個日本管理人員，再加上來自中國的9個研修生。周惠萍她們都來自江蘇南通，她們的工作職責是把海外來的衣服熨好疊起來裝袋。

出國前，周惠萍同國內的中介公司簽了合同，按照合同的規定她交了3萬元的保證金。合同的規定很細，周惠萍只大概記得：“未經準許，不準私自外出；禁止購買使用手機、BP機等通訊工具；不得使用會社電話，一律禁止與國內外任何電話的聯系等等。”

合同中規定了工資：第一年是每個月5萬日元，第二年和第三年是5.5萬日元，加班費300到400日元/每小時。周惠萍她們并不知道，按照日本法律規定，她們的最低工資標準是一個月11.4萬日元，加班費是一小時800日元。

雖然來了日本兩年半了，但周惠萍從來沒有單獨外出過，甚至沒有到過離工廠不過二十分鐘的名古屋市區。偶爾的幾次外出辦事總是由老板親自接送，她們知道這是老板怕她們跑了。

隨著今年最新一批的女工前來，帶來了網絡、QQ等最新的消息，她們就有了買一臺二手電腦上網和家里人聯系的念頭。但老板的答復很明確，安裝不了。周惠萍的心里很明白，這是老板怕她們對外界的信息了解得太多了，特別是對日本研修生的一系列狀況和信息知道得太多。正如她們不可能擁有中文報刊等讀物一樣，她們是肯定不可能擁有網絡的。

岐阜縣一般勞動組合對研修生的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修生周六和周日，照常工作。他們一整年休息的時間不超過一周，比較極端的例子甚至一個月加班超過160小時。為了防止研修生逃跑，他們每個月大部分的工資都被收回去進行強制性存款，他們沒有存單也沒有護照。

“如果按照三年計算下來的話，每一個中國研修生大約有300萬日元左右的錢是法律規定應得而未得的。”本間告訴記者。

“目前，我們一個月大約要處理20單這樣的事情，到目前為止完全沒有討回工資的一單也沒有，有的全部討回來，有的討回來一半。”本間對這么高的成功率非常滿意。“因為不論在法律上，還是政府機構方面，還是輿論上，都是站在研修生一邊的。”所以這些中小企業主最后的方法就是請黑社會老大來談判，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打官司的話，他們是打不贏的。

這就有了本文開頭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