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北京人患上了“炫富恐慌癥”，其病源就來自于房地產廣告所制造的這些充滿炫富色彩的字眼，他們稱：這些炫富性的廣告用語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氛圍。

“炫富恐慌癥”迅速傳染到全國各地，許多官員和媒體開始大肆撻伐房地產商和廣告人。一些學者痛擊商人和廣告人狼狽為奸，毫無社會責任感可言；廣告人則狗急跳墻，指證開發商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他們導演了這一切，廣告人不過是投其所好。這場廣告人與開發商的瞬間交惡不免讓許多人唏噓。此前，廣告人與商人是最密切的同謀者。他們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缺一不可地密謀了對消費者的控制——從消費心理到錢包走向。

美國歷史學家戴維·波特在其專著《富裕的人們》中闡述了如下觀點：在消費社會中，廣告是一種驅動力，但它履行的是必要的經濟功能；它沒有社會目標，對其施加影響的對象也沒有社會責任感。按照波特的邏輯，廣告策劃人匍匐在高檔寫字樓里，構思出的廣告創意就是一種合法存在。

即使如此，美國的房地產廣告依然有許多社會禁忌。如早在1986年，美國聯邦政府就頒布了公平住宅法，禁止含有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和國籍歧視的廣告發布。但是，美國的房地產廣告決不至于因為使用了炫富性的詞匯而被查處。

北京炫富廣告的出現，也并非是一夜春風。從另一種角度來看，“上流生活，貴胄尊邸”、“新奢宅，彰顯非凡品位”，這些極盡奢華之能事的廣告詞，恰恰反映了我們社會中存在的炫耀性消費。廣告雖然可以引領消費趨勢，但從實質上卻是在迎合大眾的社會心理。

許多豪宅購買者看中的并不完全是住宅的使用價值，而是通過夸富式炫耀，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在社會競爭中贏得一種潛在的優勢。在當前中國這個消費社會中，奢華商品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符號載體，人們用之衡量財富、比附成功。廣告不過是這種符號的表現形式。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在消費社會，炫富廣告無罪。

但炫富行為顯然有違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不患寡而患不均”，古老智慧告誡中國人要“顯擺有術”，既要顯示自己的至尊身段，又要防止身上的錢袋子過度隆起。加上，人們隨之而起聯想：若有“高尚豪宅”存在，那么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豈不成了“窮人區”和“貧民窟”的代稱？炫富與恐窮，其實是社會不平衡心理的孿生子。要對癥，不能光在廣告上下藥。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編輯：夏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