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李學勤剛坐下來不到20分鐘，家里的電話已經響了4通，邀請參加會議的，安排活動的，索要資料的……老伴忍不住抱怨：“都是70多歲的人了，總這樣折騰哪受得了！”李學勤自顧做事，權當沒聽見。

李學勤不可能有清閑日子，除了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外，還在幾個地方高校當客座教授；他的名字也常出現在各類媒體上，被冠以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和文獻學家的頭銜。他的工作就是求證那些流傳了千年的歷史，是否真的存在過。

長沙馬王堆的帛書、殷墟的甲骨文、刻在青銅器上的只言片語，這些歷史的殘片，在李學勤手中收攏，一點點地辨識、確認，曾經的華夏傳說被拼接成有據可查的史實。

“不知道什么是熱門專業”

“我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自謙之語道出了當年的求學經歷。1951年李學勤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第二年就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對殷墟甲骨文的整理，那時他不過19歲。

李學勤出生于北京，父親在協和醫院工作，從小家里就希望他將來學醫，成為一名外科大夫。但李學勤對此無甚興趣，吸引他的是各種文字符號，越看不懂越是喜歡。少年李學勤迷上了甲骨文，常常騎自行車到北京圖書館翻閱有關的書籍和拓本。但當時李學勤并沒想到自己將來的人生會和甲骨文聯系在一起。中學時，李學勤看到金岳霖有關數理邏輯學的專著，又引發了他對邏輯學的興趣。于是填報志愿時，寫上了“清華大學哲學系”。“因為金岳霖先生當時是哲學系的教授，我一心想成為他的學生。那時我們也不分冷門熱門專業，讀大學就是為了學一門科學。”

而命運的陰差陽錯間，一年之后他還是到了中國科學院從事甲骨文的整理和解讀，他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成就也從這里開始了。

解讀馬王堆帛書

1972年，中國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幾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停止了，李學勤也離開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到干校學習。從長沙馬王堆傳來的驚人消息突然打破了考古界的沉寂——某部隊在挖防空洞時發現了巨大的古墓群。在周總理的批示下，中國考古人員對馬王堆漢墓的發掘震驚了世界。其中帛書的出土和整理被學術界稱為最有價值和意義的工作，而馬王堆醫書已成為醫學界的一個專有名詞，其內容多達14種。

1974年，李學勤被調往國家文物局，由中醫大夫配合整理帛書中的醫學部分。“帛就是一種白色的絲織品，和你們女孩子的圍巾差不多，非常長，上面可以寫字。我見不到實物，只能由文物局的工作人員把實物照片交給我，我根據照片重新拼讀。”

很多帛書實物本身已經支離破碎，一塊塊地散亂著。盡管每塊碎片上都有字跡，但這些碎片究竟應該以怎樣的順序排列卻難以分辨出來了。李學勤把這些帛書照片上的碎片一一剪下，然后把碎片試著拼在一起進行解讀。

“這種拼讀方法我17、8歲的時候就在做，那時候是拼甲骨文。但是帛書更難拼，甲骨文是堅硬的甲片，不會變形，但帛書是軟的，很容易就變形了，我得一點一點找。不過沒什么，我從小就做這樣的事情，把一張紙撕得極碎，我很快就能照原樣拼起來。”李學勤臉上閃過一抹孩子氣的得意，對他來說這似乎不是什么繁瑣的工作，而是繼續玩年少時的拼圖游戲。

從成千上萬的碎片中，他和其他學者一起拼出了《五十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胎產書》，漢初輝煌的醫藥學成就令世人瞠目，“有些材料可以說重寫了我們的學術史，比如一些傳統醫書上說人身上有12條經脈，但拼出來的帛書記載中只有11條，直到現在醫學界還在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五千年文明史刻在每個人身上

山西省一直是研究歷史和考古的風水寶地。文革結束以后，李學勤第一次做關于考古方面的演講，就是站在山西的講臺上。

20多年來，山西的考古發掘一直是他關注的重點。“在對山西龍山晚期文化的研究過程中，我們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襄汾陶寺遺址。”在陶寺遺址，專家們發現在一個陶壺背面，清楚地用毛筆寫了一個“文”，“這已經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明了。以前我們一直以為中華文化是從中原發源，然后向外擴展的。但在這次考古中可以看出，山西也具有獨立的文明起源。所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單一的。

在李學勤看來，追溯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了解民族文化的傳承，是作為史學者必須承擔的責任。中國經濟的繁榮帶來了自我文化意識的復蘇，“我們說自己是龍的傳人，通過考古可以得到證實。”在山西龍山遺址的陶盤上，繪刻著5000年前龍的形象；河南濮陽出土的龍虎貝殼圖，又把時間向前推了1500年。在那個時候我們的祖先已經有了清晰的龍的形象，東蒼龍西白虎的造型說明那時龍已經被賦予了神圣的地位，這個地位和內涵在其后的數千年中，被不斷豐富著。這些或微小或磅礴的印記，被學者們從荒野墓畔發現并解讀。從此人們可以知道，這片土地上的人曾怎樣生活過，怎樣信仰過。現在，我們的血肉精神，是從他們而來的。

歷史學的盛世隱憂

近兩年，歷史學家身上的光環漸漸變得耀眼。在媒體的推動下，學者們上電視，開講壇，著書立說。

對當下這番“史學熱”，李學勤并不十分樂觀：“這么多的人愿意關注歷史和國學，當然是好事。不過有這樣的熱潮并不意味著大家真正理解了史學精神。如果人們對史學的興趣是抱有任何功利目的，我勸他還是算了。史學的終極目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非但賺不了錢，還需要你去犧牲。我們這個行業，每有所成，其中的愉悅不足為外人道，還要面臨各種質疑和壓力。”

1996年，李學勤主持了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四年后，工程組提出了《夏商周年表》：夏代始年約為公元前2070年；盤庚遷殷約為公元前1300年；夏商分界為公元前1046年。在此之前，夏商周三代一直沒有確定的時間劃分。因此，年表一經公布，立即引發轟動。但與此同時，海內外的質疑聲也排山倒海而來。國內外的學者就這部年表的準確性和研究方法爭論不下，甚至當堂拍案橫眉。7年多過去了，當年的熱議至今仍沒有完全消退，只是李學勤早已泰然：“不同的意見能使我們的研究工作更趨完善。”

對于現在考古發掘的現狀，李學勤也有自己的憂慮：“以前我們國家沒錢，沒有那么多財力進行考古。現在各地都有自己的考古隊伍，不斷有新的東西被發掘。但經濟發展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正反皆有。野外考古應該根據學科發展的需要去發掘才對，可現在我們都是跟著大型工程跑，哪里大興土木了就趕快跑去看有沒有文物，然后搶救發掘。中國每年這么多的工程，哪里跟得過來啊，這種考古進程是有違學科發展的。”

雖然每天事務繁重，但李學勤的生活規律盡人皆知，他從不熬夜，也反對學生熬夜學習，什么時間吃飯什么時間睡覺都按時進行。早年在清華讀書時，他每天騎兩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學校上課。在清華任教時，這個習慣一如40年前，經常騎著一輛28寸的黑色永久，飛馳而去。學生總勸：“李老師，這個車子橫梁那么高，太危險。”李學勤倒也聽勸，大家很快看不到黑色永久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輛小號自行車，騎速不變。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編輯：夏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