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古巴將在數周內取消一些已經過時的限制，今后還將取消另外一些復雜的限制和規定。”勞爾·卡斯特羅在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和部長會議主席之際，就向古巴人民做出承諾。1個月后，古巴推出一系列“中國式改革”的措施，勞爾因此被媒體譽為“古巴的鄧小平”。

改革舉措目不暇接

勞爾上任伊始，立即召集政府各部領導研究改革突破口，經過1個來月的激烈討論，最終選定通信領域作為第一塊改革“試金石”。經勞爾的親自審批，古巴中央機關報《格拉瑪報》3月28日在第二版刊出國營電信公司的一則聲明：允許古巴人享受移動通信服務。

此前，古巴的移動通信服務一直只對外國人和有工作需要的古巴人開放。雖然在古巴，手機入網要花近130美元，每分鐘通話費0.5美元，這對于月薪10-20美元的普通古巴人來說還是無法企及，但新措施的出臺，仍然在古巴民眾當中產生熱烈反響，遠遠超出勞爾的預期。

3天后，勞爾趁熱打鐵推出第二項改革措施：向普通人開放高檔旅游飯店。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市中心的總統飯店的銷售部經理透露，從禁令解除當天起，古巴人就可以在以前只對外國人開放的高檔旅游飯店開房間了。禁令解除當天，有兩名古巴人就急不可耐地在哈瓦那的里維拉飯店“嘗了鮮”。

4月1日，勞爾又把以前古巴人有錢也不能買的“奢移品”“送”給了古巴人。當天一早，位于哈瓦那馬勒康大道的“加勒里亞比索購物中心”門前，人們早早排起了長隊。商場一開門，顧客就紛紛“瘋狂”搶購早已望眼欲穿的“奢侈品”——英特爾電腦、松下彩電、飛利浦DVD……盡管標價比世界上多數國家都高，但比黑市價格還是低許多。

更讓古巴人感受到勞爾改革決心的，當屬他一手推出的類似中國“包產到戶”式的土地改革。墨西哥《每日報》將其形象地稱為古巴的“第四次土改”。為激發農民的積極性，勞爾還宣布，古巴近期將在全國范圍內開設銷售農具、除草劑、靴子和其他供應品的商店。同時大幅提高土豆、牛奶、咖啡、椰子、蔬菜等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并允許農民將產品直接投放市場。

勞爾還承諾推出更多改革措施：開放汽車買賣和房地產市場，建設更多高爾夫球場，開設24小時電視頻道以促進旅游，減少對個體勞動者的限制，放松和逐步取消對居民在國內旅游和出國的限制，調整人浮于事的政府機構，提高居民收入，解決貨幣雙軌制，取消憑證定量供應基本生活用品……

研究中國經驗20余年

從3月到4月初，勞爾一步步兌現著自己的承諾，悄悄邁出了經濟與民生改革的步伐。眼尖的分析人士指出，勞爾的很多改革思想都與中國的相仿。比如，經濟改革先從農村開始，以推動農業生產和商品化；放松對城市消費產品銷售的限制，以回籠外匯，促進外貿。知情人士說，勞爾從未停止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

1989年之后，蘇聯和華約集團成員國取消了對古巴的高額貿易補貼，導致古巴經濟形勢急轉直下。面對經濟危機，勞爾悄悄行動起來，開始深入研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正在實施的經濟“調整”政策。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深深啟發了勞爾的思路。一位與勞爾私交甚篤的古巴經濟學家告訴本刊：“有段時間，勞爾要求有關機構與學者集中精力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措施，請經濟學家到他的辦公室做相關專題講座，并委托古巴駐中國外交官收集中國土地政策、商業運作模式等方面的情況……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關注程度，甚至細到當時中國的水稻價格是每公斤多少錢！”

這些研究讓勞爾形成了初步的改革思路。他說服哥哥卡斯特羅讓他進行小范圍試驗。上世紀90年代初，勞爾率先在軍隊中嘗試改革，使古巴16萬軍人成為改革的生力軍。他們不僅實現了糧食自給，還將剩余糧食支援給地方百姓。軍隊生產和提供的糧食，一度占到古巴全國糧食供應的1/4到1/3。

中國的經濟特區也給勞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努力推動下，從1996年6月開始，到1998年年底，古巴共開放了四個自由貿易區。

為了親自感受中國的改革開放，勞爾曾于1997年和2005年兩次訪華，到過深圳、上海等城市，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1997年首次訪華回國后不久，勞爾就把時任中國體改委副主任的烏杰請到古巴，請烏杰給哈瓦那的黨政軍干部做報告，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在勞爾的建議下，古巴政府內部還設立了專門研究改革的“中國部”。

對于一步步開展的改革，勞爾表示，“古巴的改革是為了把社會主義搞得更好，而不是為了向資本主義倒退”，這是一場“古巴人獨立自主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目前，古巴的改革呈現出四大特色：第一，是局部的、漸進的和靜悄悄的。第二，是在“社會主義”框架內進行的；第三，是在政府干預和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的；第四，包括勞爾在內的古巴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很少使用“改革”一詞，更多的是用“措施”、“政策”。

會唱《東方紅》，綽號“中國人”

勞爾對中國改革經驗的推崇，或許也與他特殊的中國情結有關。

勞爾生于1931年6月3日，比哥哥菲德爾·卡斯特羅小5歲。勞爾跟他的兩個哥哥長得一點也不像，因為他的面部輪廓與東方人接近，小時候家里人還給他取了個綽號叫“中國人”。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三名古巴華裔——阿曼都·蔡、戈斯達沃·徐和邵黃就給勞爾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其中，邵黃是勞爾的副官，革命成功后一度是古巴國家儲備局局長。邵黃也曾向本刊透露，勞爾對中國人“有特殊的親近感”。

勞爾很喜歡向中國朋友講述他的“中國往事”。在古巴革命斗爭時期，勞爾就帶領游擊隊領導人仔細研究過毛澤東著作，學習中國革命的戰略和游擊戰爭的問題，學唱中國革命歌曲。勞爾曾在中國駐古巴使館舉行的宴會上，興致勃勃地唱起了《東方紅》。（來源：《環球人物》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