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底中美商貿聯委會上，中美代表正在密切協商。有分析稱胡錦濤訪美雖很重要，但尚無法解決結構性矛盾。

盡管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胡奧會”前最后一刻為了雙方能夠發表一份聯合聲明而往返北京與華盛頓，但在華盛頓智庫圈以及部分中國學者看來，明天的中美兩國元首峰會或許不會成為一次產生歷史性成果的峰會，“不能期待通過一次訪問解決中美間的結構性問題”是這場外交重頭戲上演前聽到的最多的話。

不過，對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的歷史性意義，中美兩國也有一批學者存在這樣的共識，即中美兩國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中國實力已經達到或者即將要達到可以與美國平等對話的時候，兩國戰略互信問題必須要放上臺面，不能一拖再拖了。

對于雙方領導人會面后發表類似于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那樣的長篇聯合聲明，華盛頓各界所持的期望值普遍不高。但一份相對較短的聲明的出爐，事實上是雙方所共同青睞的，由此可以再度確認兩國領導人致力于推進積極、合作、全面的雙邊關系的決心。但坎貝爾的中國之行似乎沒有就此達成最終共識，聲明的最終命運將不得不等待兩國最高領導人的“臨場”定奪。

談及對聲明成果的預期，美國尼克松中心主任唐安竹(Drew Thompson)告訴東方早報，希望看到的最佳結果是產生一個協議，就兩國副總統(副主席)今明兩年的相互訪問達成共識。“在胡錦濤的邀請之下，美國副總統拜登必須要首先訪問北京，之后拜登再向習近平發出邀請。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跟上2011年以及2012年所要發生的(雙邊關系)過渡進程。”

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主席薛海培則認為，雙方都希望產生一個聲明，相對于記者招待會上領導人的發言，聲明相對有著某種程度的政策宣示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有法理的保障。

不過，布魯金斯學會東亞研究高級研究員卜睿哲(Richard Bush)的觀點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中美間的聲明已經足夠多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在擁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進行更多的合作。”

接觸多不代表互信多

薛海培眼中的2010年是暴露中美兩國最起碼的政治互信完全缺失的一年。

他告訴記者，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兩個世界大國各自有一半的政府部長每半年都到另一個國家去開一次會，進行大量頻繁的接觸，這在人類國際關系史上都是罕見的。然而，“特別是(2010年的美國航母開赴)黃海(軍演)事件顯示了中美缺乏最起碼的政治互信。”他說，“中美高級官員(相互)都很熟悉，每年接觸這么多，但大量接觸并沒有意味著理解相應加深。”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牛軍此前向東方早報提出過類似的問題，奧巴馬執政一段時間來，中美雙邊關系雖然還在繼續發展，但互信并沒有因此加深。“美方對華感到失落，因此對中國采取了一系列大的動作，這些大動作形成的態勢使得中方在戰略地位上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

如果說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是中國走入世界政治和經濟中心的標志性事件的話，接下來的兩年時間，特別是2010年的黃海以及南海等系列事件，在長期活躍于華盛頓國會山的薛海培看來，是“中國與美國以及其他國家較量”的開始和延續。“較量之后，我個人覺得，說嚴重點可以說是遍體鱗傷。一年下來，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國際形象，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都造成了損失。”他警告稱，“而如果有互信的話，黃海事件一個熱線就能解決掉。”

薛海培認為，在中國走向強大之后，在很多問題上被迫要做出選擇，“很多問題無法再往下拖了”，中美關系因而正處在新的十字路口上。他表示，與過去中美戰略伙伴關系的提法缺乏以實力為后盾的平等關系相比，胡錦濤此次訪美才應該是真正意義上探討兩國戰略關系存在問題的實質性對話。

同樣，在上海國際關系學會名譽會長陳啟懋看來，中美矛盾都是結構性的，都是世界格局轉型期所必然存在的，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世界格局在金融危機之后加速變化，舊的平衡難以為繼，新的平衡又沒建立起來，兩個大國必然發生沖突。中美將圍繞這一過程展開戰略博弈。“在這場新的戰略博弈中，前景有兩個，一個是談判、試探和摸底，達成戰略妥協。”他告訴東方早報說，“另一個可能就是對抗。”

“這些結構性矛盾恐怕要經過多次反復才能有所成果，要不斷地彼此試探、摸底，才能找到合適的切入口。然后制定出新的規則和達成新的平衡點，不是靠一次到兩次領導人峰會就能解決的。”陳啟懋說。

爭取相互戰略確保

截至目前，有關中美聯合聲明內容的消息尚不得而知。華盛頓圈內有消息稱，協商過程中出現了難以妥協的某一條款，導致無法在領導人會面前實現突破。外界普遍期待中國領導人訪美時能最終拍板。還有消息稱，白宮方面將著眼于避免有不確定的語言，譬如在奧巴馬訪華時簽署的兩國聯合聲明中，對于在南亞合作前景的描述就引發了新德里的不快。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葛萊儀(Bonnie S Glaser)認為，在朝鮮問題上，中國發出新聲音的可能性不大。胡錦濤更想尋求美方對中國工人和出口行業的一個保證，即美國市場能夠繼續向中國商品大開自由之門。另一個期待在于，希望通過此訪提升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國家形象。

美國小布什政府時期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James Kelly)告訴東方早報，不該對此類訪問有太高期待，因為(中美關系)問題太復雜和困難。

“我個人期待不高，而且對訪問帶來什么具體的好的成果也持保留態度。”北京大學教授牛軍說，“當然，雙方最高領導人能夠會面，說明雙邊關系還是比較密切，正面的表述在訪問期間仍會很多，但涉及到具體的問題，客觀而言，比較難。我的期待是在一些具體的議題上能夠鞏固一些共識會比較好。”

美國俄亥俄克里夫蘭州立大學亞洲研究項目主任譚青山教授告訴記者，這次訪問最重要的任務是在兩國最高領導層恢復互信和更好地溝通，這些東西在2010年大多數時候顯然都是消失無蹤的。通過恢復這樣的信任和溝通，兩國領導人可以澄清一些重要的問題，以及戰略目標和戰略意圖等。 “對于胡主席而言，爭取與美國的相互戰略確保(assurance)是緊迫的。”他說。

謹防中西方“冷和平”

《經濟學人》雜志最新撰文稱，中國國內似乎產生了一種對于美國實力的誤判，認為這個超級大國已經走上了不可阻擋的衰落之路。因此，胡錦濤此行需要通過公開認可美國在亞太地區穩定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來平復中國國內存在的個別的偏激的反美主義情緒。

薛海培認為，從去年美中關系以及一些其他外交事件上看，中國似乎應該有一個相對的“觀點自由市場”(Free Market Of Idea)，防止國內的聲音出現一邊倒傾向——民族主義的聲調壓倒一切——的現象。

唐安竹則以中國隱形戰機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到訪的美國防長蓋茨當天試飛為例稱，“這顯然是一個信號，但對于信號的意義以及影響，目前仍有各種討論。”在他個人看來，解放軍似乎并不熱衷與美國的重新接觸。

薛海培認為，“由于‘國家動員模式’加‘大量財富’加‘西方誤判和不理解’加‘個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等因素，今后50%的可能性走向是形成一個中國與西方世界格格不入的局面。說冷戰嚴重了點，可能是冷和平局面。我很擔憂這個局面出現。”他認為這一條道路在10年前中國還不曾想過。

《經濟學人》認為，對于過去一年的緊張局勢，胡錦濤有必要在訪問美國時說服全世界“過去跌宕起伏的一年不過是一次意外脫軌”。

“這個世界不光只是中美的問題，中國不必成天盯著美國，美國已經不僅僅只是代表自己一個國家，而是代表著整個西方體系，還要包括日本、韓國以及將來可能的印度，”薛說，“而且中國是這個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受益者，這個體系也不是違反人性和不公正的。當然這個秩序的確是建立在美國的軍事實力之上的，但美國的這一套政治和軍事安排，給中國省去了很大的麻煩和成本。”

他給出的建議是，中國不要認為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就不愿意去維護、參加和改進現有體系了。

（來源：東方早報 編輯：諶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