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交官跟筆者講起一次談判經歷。談判中，外方代表拿出一組翔實的數據，作為要求中方讓步的依據。我方代表很是奇怪和驚訝，這些統計和調查數據，來自哪里？為什么外方掌握得如此翔實？后來才知道，外方為了此次談判，專門花錢雇傭中國某個非政府組織進行調查和研究，并以此作為談判的“撒手锏”。

　　這位外交官說他很心寒，自己和同行在國際談判中為了國家利益是寸步不讓、殫精竭慮，可沒想到，自己的同胞卻在背后“挖墻腳”，損害國家利益。作為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公民，無論觀點如何不同，無論身處何種階層，應該有一個最大的公約數，就是愛這個國家，起碼不做損害國家利益的事。

　　筆者很認同這位外交官的看法，他所說的那種傷害國家利益的人，已不是簡單的、滲透到我們生活中的商業間諜，而牽涉到“外國代理人”。

　　前段時間，《人民日報》報道了俄羅斯立法嚴管“外國代理人”的新聞。總統普京日前簽署了《非政府組織法》，根據該法案規定，接受海外資助并從事政治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將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這些組織需主動向俄司法部申請列入特別名單，并在出版物和網絡媒體上特別注明。他們必須一年兩次提交活動情況報告，并接受年度財務審計。俄多數公民支持這一法律，經歷過國家動蕩時期的俄羅斯人，絕不允許西方國家隨意干涉本國內政。

　　民族國家并不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利益和情感共同體，國家利益更不是一個虛無的概念，而有著實質的內容——對民族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來說，“外國代理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代理人的隱蔽性存在，以隱性的方式操縱和干擾一國政治。俄羅斯的做法，是出于捍衛國家利益的本能，既屬正常也是必要的。離開了法律，偏離了國家利益，民主是無法存在的。

　　可俄羅斯此舉，卻遭到了一些西方國家的指責，他們無視俄羅斯三分之二公民對此法的支持，將此法的出臺解讀為壓制民主之舉，稱在處理異見和自由言論方面，普京新政府正倒退回蘇聯時代。這一指責，暴露了西方一些國家習慣性的雙重標準和人格分裂。

　　實際上，在對待“外國代理人”的問題上，西方國家嚴苛得多。比如美國，法律規定總統候選人以及聯邦、州和地方各類選舉的候選人，都不得接受非美國公民的捐款，以防外國政治勢力介入。此外，美國還有專門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嚴管一切“具有政治影響能力或準政治影響能力”的活動，從登記、表明身份到披露財務狀況，比今天俄羅斯的規定苛刻多了。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需要超越意識形態上的習慣性偏見，回到法律上來，正視一個現實：嚴管“外國代理人”是國際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