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倍增助日本國富轉民富

國富民窮引發重重社會矛盾

二戰以后，一切從零開始的日本經濟經過實施“國民經濟復興計劃”和“國民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等措施，以及受惠于“朝鮮戰爭特需”、美國支持等因素影響，到1955年前后已基本恢復到了戰前水平，自此進入了以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為中心的高速增長時期。在此階段，日本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均達到10%左右，特別是1955年5月———1957年5月的“神武景氣”以及自1958下半年開始的“巖戶景氣”，“兩次景氣”使日本經濟實現了12%增長的速度。日本經濟的快速恢復和高速增長，使日本國家經濟實力大增，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提出創造了前提條件。

20世紀60年代以前，“強國論”一直是日本發展經濟的主導思想。二戰結束至1960年代，這一時期日本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投資額的迅速增長再加上二戰后“人口紅利”帶來的低廉勞動力和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產能快速提高，日本經濟實現年均10%左右的增長速度，已基本實現國富。與此同時，政府卻忽視了“國富”與“民富”的平衡。普通的日本國民生活水平并沒有享受到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出現了國民收入低、收入差距懸殊等一系列問題。這又集中表現在日本經濟的“二重結構”問題，即城鄉二重結構和大小企業之間差距巨大。從1955年到1960年，日本全部產業的年工資增長率平均只有5.6%。伴隨低工資而來的是低迷的消費水平，由此日本經濟陷入產能過剩、需求不足、失業率快速上升的困境，嚴重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低工資在當時的日本已經導致國民怨聲載道，由此引發的勞資關系日益緊張。例如，1960年發生在南九州島三池煤礦的勞資沖突事件，將勞資矛盾激化到頂點，整個日本社會處于極度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再如，從1959年4月到1960年10月的一年半時間內，日本共發生了23次以反對《日美安保條約》修正案為借口，實為提高工資、改善生活水平的游行、罷工等活動，全國大約有430萬人參加，行動遍及5350個市、町、村，這兩個事件引發的社會動蕩成為岸信介內閣下臺的主要原因之一。降低失業率、實現充分就業、扭轉分配惡化局勢成為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