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如何實現轉圜

10月15日，安倍晉三在日本第185屆臨時國會上發表了他上任以來的第二份施政演說。用日本媒體的話來說，這篇5500字的演說透露出一股傲氣。的確，在安倍復出后的頭10個月里，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回升，今年第一、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1%和3.8%，是主要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也一直保持在60%左右，打破了前幾任內閣“高開低走”的局面。而且，他也是自民黨歷史上第一個在半年內接連贏得兩場國政選舉的總裁。

正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最近撰文所指出的，安倍內閣最大的軟肋是外交。雖然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10個月里訪問了23個國家，出席了110次國際會議，其頻繁程度超過了歷任首相。但日本與亞洲主要鄰國的關系持續緊張。特別是中日關系在安倍第二任內不僅沒有能轉寒為暖，反而跌入了“嚴冬”時代。

人們注意到，安倍上任后一再聲稱日中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主張雙方共同努力，跨越障礙。然而，就在作出對話姿態的同時，安倍卻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肆意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戰略關切，這不能不讓人們對這位“日本丸”的掌舵人是否言而有信產生嚴重懷疑。

事實上，安倍內閣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比其前任還要強硬，甚至威脅要對中國正常巡邏的公務機動武，揚言要向釣魚島派常駐人員；安倍聲稱要捍衛向“英靈”表達崇敬之意的自由，他的閣僚便公然參拜供奉著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安倍還稱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以至國際上都沒有定論，表示不能原封不動地繼承“村山談話”……。凡此種種，都是違背日本的國際承諾以及與中日兩國老一輩政治家間的默契和共識的出格行為。

眾所周知，大國間構筑戰略互信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從彼此間的承諾及有關行為規范的默契出發，并由合作共贏的利益鏈條加以鞏固和發展。它是雙方合作的前提，并由合作的成功得到強化，但同時也會因為一方的單邊行動導致信任強度下降的逆向變化。

中日關系要實現轉圜，最重要的是必須重構兩國間的戰略互信。對日本政要來說，一定要開誠布公，言行一致，不要說一套、做一套；要有真心誠意，坦蕩磊落，不要玩弄權術，瞞天過海。眼下，有三大關鍵要把握好：

首先，是要忠實地堅持兩國領導人間的政治承諾。1972年9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即將落幕之際，周恩來總理和田中角榮首相曾經分別以“言必信，行必果”、“信為萬事之本”相互勉勵。足見兩國老一輩政治家非常重視彼此間的誠信問題。這些年來中日關系跌宕起伏、潮起潮落，幾乎都與兩國是否忠實地履行彼此間的政治承諾和共識有關。釣魚島問題是中日關系陷入低潮的癥結所在。而這恰恰是中日兩國老一輩政治家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談判時曾經約定過的、要將這一問題暫時放一放，留待以后解決的默契。只有回到這一原點上來，兩國關系才能有轉圜的可能。

其次，是要堅持中日間的四個政治文件。這就是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與領導人口頭的承諾相比，這四個政治文件的法律地位更高，約束力更強。其中，有關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長期和平友好是兩國唯一選擇”、“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等等的規定，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兩國政治智慧的結晶，是兩國處理彼此間的各種摩擦和對立的基本原則。中日關系要實現轉圜，四個政治文件是唯一的基礎。

第三，中日關系轉圜離不開廣大國民的監督與參與。“國之交在民相親”。中日兩國間的人員往來已由1972年的不到1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500萬人次。中國各省市與日本各地方自治體間締結的“友好城市”共有250對，分別占中國對外結好城市的首位和日本對外結好城市的第二位。這是兩國重構戰略互信的社會基礎。越是在中日關系最困難的時候，越要加強“草根層”的交流，這對增進兩國國民間的相互理解，遏制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抬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者：上海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吳寄南 編輯：黨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