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說過：“拿走這件簡單而微小的東西：風格，那么伏爾泰、帕斯卡爾、拉封丹、莫里哀這些大師身上，還將剩下什么呢?”風格是一個作家的標志，尤其是他們之所以成為大作家的標志。因此，要將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譯成另一種文字，風格總是需要譯者考慮的要素之一。可是，要將一位作家的風格“原汁原味”地傳達出來談何容易!由于兩種文字的不同，特別是東西方文字的巨大差異，可以斷言，要將一位作家的風格百分之百地表達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綜觀我國的翻譯作品，有哪一部做到了完美地傳達原作者的風格了呢?朱生豪、傅雷這些大翻譯家已經把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的風格翻譯出來了嗎?不要忘記，風格是和語言聯系在一起的，語言的不同，必然會使風格產生變化，這就給翻譯者帶來不可克服的困難。

　　
話說回來，一個翻譯家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力圖將原作的風格傳達出來，因為風格與原作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倘若傳達不出這種風格，譯品就會缺少點什么。你總不能把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譯成纖弱柔美的風格吧，那就太失真了。但是，他的渾厚、雄健、博大又混雜著寵雜、粗疏、用字不夠講究，這些難道都要一古腦兒表達出來嗎?這樣只會使讀者感到譯文有問題，譯者的文字修養欠火候，而不會認為這就是巴爾扎克的風格。所以，譯者翻譯時是有所取舍的，他要考慮到文字的優美，常常會“拔高”一下原作，而很少會“硬譯”到底的，更不用說意譯派把譯文的優美放在第一位，不斷做拔高的工作。據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有的作家的風格不必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地介紹過來。

　　
但譯者也不用太擔心，風格又是同作品內容相結合的。莎士比亞對帝王將相、豪門貴族的描繪，巴爾扎克對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刻畫，與他們的風格有莫大關系，至少他們的雄渾氣勢是由此而來的，這種風格特點總能在譯品中表現出來，不同的譯者一般都可以傳達出這種特點。換句話說，風格是可以部分或基本上傳達出來的，這就是為什么不同國家的讀者都可以從譯作體會到別國作家的風格。

饒有趣味的是，翻譯作品倒不會出現“千人一面”的結果，不同的譯者就有不同的譯品。朱生豪的譯作與卞之琳的譯作存在很大差別，更與孫大雨的譯作大相徑庭。你翻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巴爾扎克全集》，就會發現不同譯者的譯品在風格上千差萬別。倒不是不同譯者對莎士比亞或巴爾扎克的風格有不同的理解，而是他們的文字特點和修養以及翻譯技巧和觀點起了作用。拿莎士比亞來說，用散文去翻譯詩劇和用詩去翻譯詩劇，本身就存在極大的差異。從傳達原作風格來說，用詩去翻譯詩劇才能做得較好一些，問題是譯詩的水平是否能達到一流。

　　
既然譯者有自己的文字風格，那么他在翻譯不同作家的作品時就很難做到克服自己的文字風格，而用另一種文字風格去翻譯另一個作家的作品。我們經常看到的是同一個譯者在翻譯不同作家的作品時，總是用同一個筆調。當然也有例外，如傅雷在翻譯伏爾泰的哲理小說時，能夠很好地把原作的諷刺幽默表達出來，這就表明傅雷的翻譯水平確實很高。聰明的譯者會選擇自己拿手的體裁來翻譯，例如楊絳就擅長翻譯流浪漢體小說，自然，以“水滸體”去翻譯流浪漢體小說是否能傳達原作風格，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