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普羅旺斯，踏進一片百里香花叢中。
彼得·梅爾/著 林嘉鳴/譯
夏日明信片
我們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接受了一個事實—我們住在一幢房子里，卻身處兩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眼中的正常生活從九月開始。除了鎮上的集貿日子，這里平時沒什么人。白天，街上車輛稀疏，一部拖拉機、幾輛小貨車。到了晚上，幾乎看不到任何車的影子。除了周日的午餐時間，每個餐館都有空桌子。社交活動是斷斷續續的，時有時無，非常簡單。面包店里有面包賣，水管工有空侃大山，郵差可以偷閑坐下來喝上一杯。過了狩獵季節最后一個震耳欲聾的周末之后，森林又恢復了平靜。每片地里都有個在葡萄藤間埋頭工作的身影，慢慢地往上移一排，慢慢地再移一排。晌午到下午兩點之間，整個鎮上一片死寂。
這樣的日子一直延續到第二年六月，然后七、八月就來臨了。
我們曾經只把它們當成一年中的兩個月，酷熱難當的兩個月。熱歸熱，但是不需要我們做出什么調整，惟一的變化就是在下午舒舒服服地睡個午覺。
我們錯了。七、八月份我們還是住在盧貝隆，但它已經不再是原來的盧貝隆了，而是“度假中”的盧貝隆。以前我們試圖在非常時期過正常生活的努力，悲慘地宣告失敗。我們甚至曾經考慮過取消整個夏天的活動，找個灰暗陰涼安靜的地方待著，比如赫布里底群島（Hebrides）。
但是如果真這么做，也許我們會想念這里的一切，包括那些汗流浹背怒氣沖天筋疲力盡的日子和事情。所以，我們決定去遷就夏日里的盧貝隆，盡我們的努力去適應度假的人群，還要像他們一樣寄明信片給遠方的朋友，告訴他們我們正在享受的快樂時光，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些小故事。
馬里尼安機場
下午三點了，一點的飛機還是不見蹤影。
我打電話過來問這班飛機能否準點到達時，對方給了個典型的樂觀謊言。所以我11點半就從家里出發，在高速公路上度過炎炎夏日里最熱的一個小時，只是為了避免被堵在當天早上從巴黎趕往蔚藍海岸的雷諾大軍中動彈不得。這些人是怎么開這些四輪騰空的車子呢？
航班指示牌上顯示“稍晚到達”，還好，四十五分鐘，不過是喝一兩杯咖啡的時間。到奧蘭（Oran）的班機也晚點了，候機室里擠滿了阿拉伯工人和他們的家人，小孩子們就坐在鼓鼓囊囊的藍、粉、白條子的三色塑料編織袋中。男人們棱角分明的黑色臉上，露出一副很有耐心、聽天由命的表情。
柜臺后面的小姐只是指了指航班指示牌，就當回答了我的問題，上面寫著“晚點四十五分鐘”。我爭辯說現在已經晚了整整一個小時，她聳聳肩膀，在她的神奇電腦里面查了一下。“指示牌上說的沒錯啊，晚點四十五分鐘嘛。”我問她，飛機到底離開了倫敦沒有。她說已經離開了。算了吧，她和這里其他人一樣，早就被訓練成假話大王了。
飛機最終到達的時候都快五點了，臉色慘白心情惡劣的旅客們魚貫而來。假日的前幾個小時就這么浪費在了希思羅機場的停機坪上。有些旅客因此犯了個大錯，他們不耐煩地把護照扔在了移民局的柜臺上。作為報復，海關官員把他們的護照一頁頁仔仔細細地檢查了個夠，翻頁的時候還特地停下來往指頭上蘸點口水，那個慢悠悠的勁兒足足能把人活活氣死。
我的朋友們出現了，衣服皺巴巴的，但是精神不錯。我滿心希望再花上幾分鐘拿行李，然后我們就能回家在晚飯前痛痛快快地游會兒泳了。但是十五分鐘過去了，他們仍然等在行李認領區。看來航空公司給他們的某一只箱子另外安排了一次假日旅行，紐卡斯爾？還是香港？誰知道呢？于是，我們又和其他的幾個倒霉蛋一起在丟失行李區會合了。
我們到家的時候是七點半，從我早上出門算起，幾乎整整八個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