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8月11日評論版頭條：第一，中美關系是首先是兩國政府行政機構之間的關系。中美之間分別于1972年2月28日，1979年1月1日和1982年8月17日發表《聯合公報》。這些公報都以中美兩國“政府”的名義，但實際上，都是中美兩國政府的行政部門。中美政治體制不同，但也不是完全就不一樣。中國有與美國政府的立法部門對等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這三份中美《聯合公報》是中美之間的國際協定，卻非中美條約。兩國政府的行政部門，尤其是美國行政部門，從來也沒有提請其立法部門批準這些中美協定。接近四十年的中美關系，就這樣一直由三個《聯合公報》管理。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制定了《與臺灣關系法》，就美臺實質關系立法。《與臺灣關系法》比三個《聯合公報》更正式。然而，盡管一直反對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與臺灣關系法》，為了開辟與美國的關系，實行一直不斷完善的概括為“改革開放”政策，中國還是“忍”了美國的霸道，接受了現實。 

不過，只是政府行政部門之間的協定，終究是中美關系中的一個大問題。由此觀之，近四十年來，不管關系緊張、疏遠，還是關系緩和、密切，沒有比政府之間的公報更高層次的國家間關系條約，使得中美關系至少在管理框架上一直是脆弱的和不穩定的。美國有因為定期選舉產生的“政治周期”，而這個周期總是給中美關系帶來一次次的沖擊。 

中國與從尼克松到奧巴馬以來的八屆美國行政當局打交道，積累起豐富的對付超級大國而非一般大國的外交經驗和技巧。中美兩國行政部門之間的關系趨近不惑。然而，中美國會之間的關系卻相對落后。近年來，中國十分重視美國國會。在研究領域，包括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等在內的美國研究機構加強對美國國會的研究。中國對美國國會外交也開展起來。今年5月底，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終于訪華，中美議會之間的關系得到一定改善。然而，中國對美關系中，最不順的、最復雜的正是與美國國會的關系。在處理與美國國會的關系時，中國更能體會中美之間實際的國內政治和國內社會的巨大差異。 

中國需要進一步開展卓有成效的對美國國會外交，深入了解美國政治的運作機理，為最終與美國建立條約為基礎的兩國關系奠定基礎。只有條約為基礎的兩國關系才是長期的和穩定的關系。 

其次，中美關系從來不是正式的、條約為基礎的同盟關系，這聽起來奇怪，但有時，這種關系可比同盟，甚至比同盟還重要。在經濟上，兩國是事實上的同盟關系。這種合作，其實是國際關系中的ad hoc伙伴或者盟友關系。1971-1989年，兩國外交政策決策者把蘇聯當作共同威脅，對付蘇聯成為兩國的共同利益。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的“文明沖突”主戰場在中東、中亞和南亞（所謂布熱津斯基所稱的“全球巴爾干”）等地區，為了打贏“反恐”戰爭，美國也借重了中國的支持。但是，中美之間最大的“ad hoc”之不是盟友的盟友關系，還不是已經屬于歷史的對付蘇聯上的合作，也非“反恐戰爭”上的某種配合，而是中國主動開放，“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美國成功把中國“納入”這一世界經濟體系。這種“加入”和“納入”造就了世界上一個奇特而巨大的經濟存在：中美“相互依存”。有的學者把這個相互依存用美蘇時代的核武器超級大國之間的“相互確保摧毀”（MAD）來形容，說是“恐怖的平衡”。其實，在我看來，中美經濟關系，不是“恐怖的平衡”，沒有那么恐怖，而是不對稱的不平衡。這個不對稱的起源在于“加入”和“納入”的過程中。這個不平衡，不僅是中美之間問題的根源，也是世界經濟問題的根源。如何解決這種不對稱和不平衡，是中美面對的中心問題。布什政府時代的“戰略經濟對話”（SED）和奧巴馬時代的“戰略與經濟對話”（SAED）表明，美國意識到，中美經濟關系已經是戰略關系，但在政治上卻不大可能與中國鑄就“戰略關系”。這就是中美關系持續的困境和限度。 

第三，地球人都知道，中美關系是利益為基礎的關系。這里的利益，是廣義的，是全面的利益，包括和平、安全和穩定。過去四十年，好在中美兩國在差異、緊張和沖突的時候，每每能認知和確認共同利益，最終，貿易通商民族美利堅的外交決策精英，不得不讓利益，而非其它主導了與中國的關系。中國在許多時候，做出戰略性的妥協，包括“不挑戰”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但換取的不僅是與美關系在曲折中的穩定，不僅是善于利用“美國治理下的世界和平”（包括世界經濟繁榮），而且包括以美國“為師”，借鑒美國的成功之道，包括如何在世界上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一定的合理的妥協和讓步，是中國“師從”美國付出的必要“學費”。 

以金融危機為標志，美國霸權如日中天的極盛時代可能過去，美國還將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但美國要恢復到其極盛的“單極時刻”怕是難上加難。在國際社會“學習”了三十年如何對付超級大國的中國，盡管面對許多巨大的內外問題和挑戰，正在變成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不僅經濟上，而且政治上更有影響。美國一再說（盡管可能是戰術性而非戰略性的），要與中國合作對付面對的深刻挑戰。中國“上升”、美國“下降”總體上是成立的。如果中國外交決策者冷靜深邃、明智遠大地管理好變動不居的中美各自變化，以及世界局勢的變化，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將進入一個比較對稱、比較平衡和比較良好的新時期。（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 龐中英  編輯  裴培   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