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0月21日評論版頭條：G20匹茲堡峰會的一個標志性意義，或許就在于它開啟了全球經濟秩序調整的序幕，敦促世界各國深刻反思金融危機的教訓，共同聯手來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平衡增長。世界經濟平衡增長，不是單個國家的義務，而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不能由單一國家主導，而應由世界各國共同協調。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從不逃避屬于自己的義務，也決不放棄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不論從未來全球經濟發展來看，還是從中國自身經濟安全來看，加快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已經成為中國迫在眉睫的任務。

盡管中國對美國人提出的“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議題存有很大的戒心，但顯然這個不能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反映了危機后全球經濟調整的一種潮流。

從現實看，中國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是G20匹茲堡峰會的一個主要議題，盡管各國都紛紛主張貿易自由，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但從歷史經驗來看，在沒有強有力制約情況下，歐美大國會隨時根據自己利益的需要背信棄義，高舉貿易保護大旗，以保護本國產業，拉動就業增長。中國在遭遇輪胎特保案后，針對中國的鋼鐵案、紡織案等等都可能接踵而至，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出口國，中國感到越來越感到保護主義的巨大壓力，貿易條件的惡化顯然已經超出中國政府推進國內經濟轉型的速度。

中國對于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提法比較忌諱，甚至有些官方智囊否認全球經濟失衡是導致危機的根源，其實大可不必。

美國人的確在拿此作為敲打中國的大棒，但只要你仔細看看美國人整個經濟調整的過程，美國經濟卻是明確朝著需求收縮方向在進行，信貸規模是萎縮的，M3是萎縮的，進口和經常項目赤字大幅下降了近一半（比之2008年），美國家庭的儲蓄率持續上升至接近兩位數的水平。盡管聯儲量化寬松，但量化寬松并不意味著信用擴張，伯南克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使得這一經濟調整的過程更加平緩，而絕不是要改變經濟調整的方向。

奧巴馬說得很清楚，“我們不能再回到之前那個時代：中國、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只是賣東西給我們，致使我們在產生大量信用卡債務或房屋權益貸款的同時，卻沒有出口任何東西給他們”。早在年初奧巴馬就提出的要給跨國公司在海外業務的盈利加稅，美國的確在明確向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方向前進。

中國最好不要為最近歐美經濟指標好轉的跡象所迷惑，而放緩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美歐最近“補庫存”所引發增長效應注定是短暫的，周期完結后，要看私人需求能否迅速的跟上。我想，基本面的長期不利因素（破碎的資產負債表的修補和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的加劇）會逐步顯現而抵消掉刺激政策的短期效果。

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從過去全球貿易壯觀增長的好夢中驚醒，來面對現實。2001年～2007年內，中國GDP中出口份額從20%躍至36%，幾乎漲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額也從24%升至31%。換句話說，中國對時機的把握近乎完美。它將賭注加碼到出口依賴型經濟上，在經濟繁榮期內，中國從貿易失衡中獲益良多。但那樣的日子將一去不復返了。

面對生產過剩的危機，中國的選擇恰恰與美國相反，通過政府從公共部門注入強大的流動性，加杠桿使得短期需求急升而平衡掉突然出現的巨大的產出缺口。經濟雖率先出現了一個危機后的繁榮，卻把一個更加失衡的結構留給了未來，投資率上升至50％以上之后，意味著中國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平衡，而世界的消費國卻義無反顧地向著產能回歸和去全球化的方向在前行。

誰越是拒絕調整，誰將承接未來更大的風險。

我相信中國政府的睿智，中國應該直面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而不是回避。溫總理說下一階段中國將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最近的三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發出的最強烈的調整經濟結構政策信號，包括抑制過剩產能、推進低碳經濟模式和中小企業發展。

環顧全球，除了美國以外，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大國的經濟像中國一樣具有縱深，地區差異使得中國存在著廣闊的產業梯次轉移和升級的空間；中國的政府、企業、居民以及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都是相對健康的（只要我們不瞎折騰）；中國的城市化率僅有43%，中國的人口集聚還遠遠沒有完成 （未來15年約3～5億人要進城）；中國的家庭財富還不到GDP的兩倍（美國是五倍），中國的資本集聚還有一個很長過程。

只要我們適時地抓住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機遇，加快對國內政治經濟體系進行銳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業以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的財富分配上的調整，挖掘國內需求；減少壟斷、放松行政管制，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我們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最大限度減輕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痛苦。

一句話，危機給中美兩國的機會或許是均等的，誰調整得越快，越主動，誰就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未來的發動機，成為世界財富的吸金石。（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劉煜輝    編輯    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