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2月11日評論版頭條：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政府采用了政府主導的全方位救市的模式，即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再加上產業振興等一系列政策的組合，并通過4萬億具體的投資擴張計劃，終于撬動了處在“嚴重惜貸”狀態下的中國銀行體系，無視世界流動性危機最為嚴峻的局面，積極地向參與“鐵公基”項目的國有企業和中央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貸款。這種“輸血型”的救市方法確實起到了提升大眾信心和保證經濟增長的效果。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發現：中國政府用的是一張并非市場原理可以解釋的救市手段——即政府注意到了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通過中西部的“產能擴張”去解決東部沿海地區的“產能過剩”的救市戰略，用自己擅長的“行政網絡”順利的實現了提振信心所需要的8%的經濟增長目標。

但是，從總書記和溫總理的講話中，我們也能看出，中國經濟目前的復蘇還不是很穩定的，沒有回復到市場能夠自身造血的健康發展的狀態。也就是說，由于當初重視量的維持所采取的這種非正統的救市方式也留下了很多后遺癥。如果不及時解決，那就嚴重影響到中國經濟自身的造血功能的回復，就會導致輸血過度或不足而產生的一個沒有活力的經濟運行模式。它帶來的通脹或通縮或更為嚴重的滯漲壓力會損害我們前期救市的效果，甚至會使我們為了不讓經濟二次或三次探底而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明年是解決救市帶來的“后遺癥”問題的一年，是中央政府從“量變”向“質變”轉化（結構調整的真髓）的一年，是奠定未來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模式的關鍵一年。

雖然在新的一年中，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將一如既往的貫徹，但內涵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財政政策的實施方式會發生變化，從政府第一線參與投資和公共消費的拉動經濟復蘇的主力軍角色，慢慢地向“服務性政府”角色轉變。比如，政府要為民間資本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政府要為提高“含金量”的資本流入（比如，環境優化項目的外資，新能源技術共同開發的外資，開展品牌服務和提供高端消費產品的外資等）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要為農村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繼續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的服務，還有政府要為提高中國企業的技術競爭力提供教育和研發的財力保障，要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繼續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資的力度和效率等。當然，所有那些因為前期量的擴張所可能造成的重復建設、過剩產能以及形象工程的項目都會受到嚴格的控制。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中央政府想盡快結束犧牲效率耗費資源的“輸血型”經濟發展方式，從而能盡快建立市場自身“造血功能“復蘇所帶來的有活力和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第二，貨幣政策會更加注意靈活性和平衡性的要求。因為，中國政府從其他國家結構調整的經驗和教訓中得知，沒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再科學的結構調整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比如，就業率下降，經濟增長放慢等現象，從而導致社會對改革信任度的降低，嚴重的話會使得政府不得不放棄本來應該重視和貫徹到底的“結構調整”！為了緩解“短痛”可能帶來的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中央政府可能也會控制和放慢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的進程。這可能不得不讓中國經濟會處于一個因為結構調整不合理或不到位，而導致它陷于一種慢性的長期陣痛之中。所以，明年的貨幣政策一定會在充分保證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寬松貨幣政策環境的基礎上，會進行一些非對稱的調控手段，即對過熱的行業進行“信用配給”或加大貸款利率和窗口指導，銀監會也會加大相關信貸方面的監管，而對需要扶持的新興產業則給予優惠的融資條件，以此來改變目前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適當的時候，會通過口頭干預和直接干預的方法，讓價格泡沫過于膨脹的市場釋放掉積累過多的風險，并通過這種“釋放風險”的做法誘導金融資本向產業資本“再回歸”。

同時也教育投資者不要一味的去“追漲殺跌”，過度看重眼前的財富效應，從而鼓勵更多的市場參與者去進行長期的價值投資（這也為企業提供良好融資環境和保證金融資本服務于產業資本的重要保證）。否則，脫離企業主營業務績效的、過高的金融資產收益率和日益低下的實物投資的收益率，一定會產生金融資產泡沫不斷膨脹這樣深刻的問題。總之，明年富有挑戰性的就是貨幣政策！它既要保增長（從而保證結構調整的成本最小）又要防通脹；既要控制國內的信貸膨脹，又要抑制國外熱錢的大舉流入（迪拜危機后國際資本會更加追捧亞洲市場，更加看重中國市場）。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具備隨機應變的調控能力。而作為投資者、企業家和個人消費者則更要密切關注中央銀行貨幣調整的時機和方向。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對投資和消費時機的把握在未來的一年中，難度可能會不斷加大。因此，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才行。(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     編輯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