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3月17日專欄文章：溫家寶總理已經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人民幣并不需要升值的原因，但美國方面依然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窮追不舍。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也跳出來對中國在匯率問題指手畫腳。他的表現代表了美國政、商、學聯合體發出的聲音（這有點像冷戰時期的軍工聯合體）。

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匯率之爭是否會對商業運作產生實際影響呢？政治總是需要一批狂熱的活躍分子通過糾集民眾或對外界施壓表現出強硬立場，尤其是在一場無人清楚起因的全球性危機中，政治意識總是通過狂熱或強硬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當某個問題被政治化之后，人們就把全部的激情投入到毫無意義的爭斗之中，根本不去考慮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表現強硬總比解決問題來得簡單。不論人民幣最終對美元的匯率如何變動，匯率之爭，這場政治鬧劇最終將以政治邏輯解釋人民幣所蘊含的政治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商人們如何看待2010年及以后的中國商機呢？如果人民幣問題與所謂的最惠國待遇問題一樣，成為今后每年必須討論的政治議題，那么中國怎能孕育真正的商業力量？

正如許多商人擔心的那樣，中國將怎樣避免重蹈日本覆轍呢？當年日本被迫使日元升值，催生了房地產泡沫，真正實體經濟發展嚴重滯后。

人民幣匯兌機制自由化后，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于現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到時，中國將如何從容應對呢？

經驗教訓確實可以指導我們未來的發展。但絕不應該在過去的教訓中固步自封，畏手畏腳。毫無疑問，人民幣升值后，中國某些發達地區城市的房價將顯得過于昂貴，盡管這些地方的房子就其配套服務水平而言，即使與發達國家的城市相比，現在也已經貴得離譜了。匯率危機將迫使房地產商更加關注提升服務水平，而不是只專注于不斷地蓋房子。

此外，如果中國內陸及西部地區想要吸引更多沿海發達地區的制造產業，就要努力降低當地房地產、資源和勞動力價格水平。位于長江中上游的重慶市目前正在這些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

幸運的是，中國在全國范圍內的工業化時代到來之前，就感受到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在人民幣緩慢升值甚或經歷波動的過程中，中國地區發展差異將始終存在，相當一部分地區發展滯后。但差異化局面也為中國分散經濟過熱帶來的諸多通脹因素提供了相對廣闊的市場空間，可以有效釋放通貨膨脹壓力，降低產生經濟泡沫的可能。

因此，無論中美政府如何應對當前的貨幣政治，對投資者而言，一個擁有多元特征的大國總比一個經濟模式單一的小國更具誘惑力。對于資產管理來說，一個擁有多極城市中心的國家必定比一個只有單極城市中心的國家更有市場價值。只要中國政府愿意學習適度保護，或者至少學會容納中國商業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那么中國便不必過度擔心來自外界的壓力。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ming7.cn/bizchina/2010-03/17/content_9602594.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專欄作家   張曉剛    編輯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