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胡教授，您從戰略上，經濟上，還有從發展模式上談到我們國家提出減排這樣一個目標的重要意義，但是目前我們回歸到哥本哈根的談判，它目前處于一種焦灼狀態，國際社會特別是發達國家可能看到我們有這樣一個目標，但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七十七國集團，如果我們提出這樣一個減排的目標，我們怎么樣去協調和我們發展中國家集團這樣一種關系？

【胡鞍鋼】首先我覺得氣侯變化是人類共同的挑戰，穩定全球氣侯這也是我們稱之為“世界最大的公共產品”，而不管它是誰提出的，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事實上是否哥本哈根會議達到世界共識，世界契約，世界行動，世界協議的話，確實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世界它不同的國家，處于不同的利益，會有不同的訴求，從目前來看是兩大陣營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在發展中國家也是不一樣的，特別是像非洲這些島嶼國家，沿海國家，因為我本身在這個學期專門給非洲班教課，大約有二十幾個國家，將近不到四十個學生，那么當我們討論氣侯變化的時候，他們非常關心他們本國的情況，比如說我們班上有兩個馬爾代夫的學員，他們非常關心中國政府能否做出減排承諾，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國家都受到氣侯變化的影響，即便是孟加拉這樣的亞洲國家，因為它處在低洼地也是受到氣侯變化的強大的影響，隨著海平面上升。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發展中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實際上只有少數幾個人口大國的發展中國家是不大同意公開承諾減排的。說白了就是中國跟印度，當然我們也知道上一次會談沒有成功就是因為中國跟印度，或者說中國考慮到印度的利益沒有推動。我們失去了一次機會，但我們也希望在這次哥本哈根的會議上來看我們應該做出承諾。為什么這么講？我自己也分析這個問題。

中國是世界上可以說氣侯變化受害最大的國家，實際上我早在1989年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當時我們在國際報告曾經根據一位老先生的研究，曾經做過計算，就發現平均每年的自然災害唐朝要比隋朝高，宋朝要比唐朝高，那么明清越往后它每年遭受的自然災害就要高。

第二個我們又研究了1950年以后，成災面積了受災面積就發現50年代之后，成災面積和受災面積迅速的上升，而后我們又做了一些相應的研究，我給你舉幾個數據，我們是按照成災面積來計算糧食的損失，在50年代大約平均每年損失量是三百八十萬噸，占我們當時總產量的2.1%左右，到的90年代它的損失量由于我們單產提高又達到三千二百九十問噸，占我們糧食總產量的比重就上升到7%，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這個損失量占我們全部糧食總產量已經達到7.34%，因此我們看到自然災害對中國不僅頻率發生，而且它的損失量是巨大的上升。因為很多的研究氣侯變化的人沒有去研究自然災害對我們農業大國的影響，為此我們還專門有一本書叫《中國自然災害與經濟發展》，在1997年正式出版的，1998年又做了第二版，那個里面有詳細的研究和討論。

因此我個人來看，哥本哈根會議實際上在我看來是一個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一個最好的機遇，當然各個國家都希望免費搭車，可能別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搭車了，但是中國是不可能的搭車的，必須提供這樣公共產品，誰讓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誰讓我們人口眾多呢？誰讓我們國土面積大呢？這三條恰恰是1956年毛澤東曾經談到，為什么中國要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就是談了這三條。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時候已經來臨了，我們應該清醒的意識到，不僅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稱之為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政府和世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這恰恰是黨的十七大報告當中所表述一個重要的觀點，因為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向全世界承諾，中國在環保上與世界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這不僅是符合我們的利益，也是我們和平發展，綠色發展，綠色合作的一個基本的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