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包產到戶”契約（資料照片）。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嚴宏昌，1949年10月出生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一個貧苦的農家。

在嚴宏昌的記憶里，餓肚子占去了前30年故事的大部分篇幅。1969年，上高一的嚴宏昌像往常一樣回家帶糧食，結果發現父母和弟妹們已經不在家中。“鄰居說，父親已經帶著孩子到滁縣那邊要飯去了，家里實在沒吃的了。最后，我就坐在門前的石頭埂上哭了。”第二天嚴宏昌也不得不跟著村里人外出要飯，從此告別了校園。

這種要飯的生活持續到了七十年代。嚴宏昌在村子里讀書最多，他開始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全村人窮困潦倒？他認識到，“大鍋飯”是餓肚子的根源。當時農村實行的還是二十多年一成不變的人民公社制度，一個村的農民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一起吃飯。因為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低，農業效率低下。

這種現象在小崗村尤其突出，部分村干部利用職權搭便車，社員則普遍消極怠工，村里年年收不上糧食，只得去討飯。1973年，嚴宏昌開始外出闖蕩，從修鐵路抬土方開始，拉起了一支建筑隊伍，沿著鐵路建設住房、橋梁等等。1978年，嚴宏昌又被當作能人“請回”了小崗村。他清晰地記得，六十多歲的老社員關廷柱在自己當選隊長后對自己說的一番話。“洪昌啊，我們小崗就看你這一下子了。哪怕你就給我們一天弄兩頓菜稀飯，叫我們不要飯我們就滿意了。我想喝一碗洋面漿子，想了十年我都沒喝上嘴啊。”

就在嚴宏昌當上村長的1978年，鳳陽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幾乎顆粒無收，農民們更大規模地外出討飯。嚴宏昌從父輩了解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小崗農民的生產一度干得很好，一年能收十幾萬斤糧食，還有余糧交給國家。他還注意到農民在自留地上的生產積極性很高，一畝自留地上種出的糧食，勝過生產隊二十畝地。他最后下定決心，要分田單干。1978年11月的一個深夜，在一間破草房里，嚴宏昌帶著十幾個農民，神情緊張地在一張字據上按下手印，把村里的田地分給各農戶。就是他的這一舉動，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嚴宏昌連夜將耕地和牲畜、農具按人頭分到各戶，小崗村的“大鍋飯”被徹底打破。第二年秋天小崗獲得了十幾年來的首次大豐收，一舉解決了溫飽問題，糧食自己吃不完，還第一次交了公糧。在當時的省政府領導的支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廣。此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中國農村改革迅速鋪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嚴宏昌也因此與十七位村民一道被稱為“手印農民”。

率先解決了溫飽的小崗村，在之后的20年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像沿海農村那樣的富裕。“農業不行搞工業”，回到小崗后，嚴宏昌開始發展工業。他辦過塑料編織袋加工廠、米面加工廠、食用菌加工廠、工藝被廠，還幫村里談過冶煉廠、養鴨場、柴油機鋼蓋廠等招商引資項目。他竭盡全力努力過的項目，最后不是被接管就是無果而終。總之，經過20多年的探索，嚴宏昌似乎仍在工業致富的道路上原地踏步。這位成功的“溫飽型”帶頭人，一直也沒能實現向“發展型”帶頭人的轉型。眾多失敗案例背后的故事成為嚴宏昌心中的隱痛。他承認，在小崗村搞工業與“安徽糧食大省、鳳陽糧食大縣，小崗以農出家，以農業為本”的定位不符。他意識到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土地，加強服務型行政機構和機制的建設，完善農村綜合服務體系，才是農村問題的關鍵。

2006年，嚴宏昌帶領98位村民，再一次用按手印的方式，留下2004年從安徽省財政廳下派小崗村掛職的村干部沈浩。嚴宏昌說，“這幾年小崗的變化，看得見摸得著。小崗村也要有懂知識、善于解決問題的年輕干部，才能引導村里的發展進入快車道。”

在小崗村多年不變的土地上，終于出現了新的變化：新建的文化廣場、社區醫療服務中心、集貿中心、居民小區，葡萄種植、養豬、農家樂等農村互助合作組織獲得初步成果，村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家家得到實惠，人心得到凝聚。2008年，小崗村人均收入達到6500多元，高出全省農民人均收入的一倍。小崗村以嶄新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形式在闊步發展。

小崗村，以土地承包制改革而出名；因土地的綜合利用和流轉而得到發展。嚴宏昌，用他60年的人生經歷，見證了新中國農村一個普通村莊的歷史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