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相伴隨,在過去20多年中,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也在不斷加深。這意味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不同的階層和社會群體開始擁有不同的利益。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同時也由于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由利益關系引起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在明顯增加。如何舒解社會矛盾,避免由社會沖突引發的社會結構失衡,政府將在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階段我國開始形成兩極分化

中國經濟時報: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社會結構正發生變化,社會階層也在分化,貧富差距逐漸拉大,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遲福林:我的基本判斷是,現階段我國貧富差距有逐步拉大的趨勢,并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形成兩極分化。有專家估計,我國城鄉的實際收入差距應該在1:6左右,我認為這個估計是比較符合現實的。根據有的調查,目前我國20%的最高家庭收入和20%的最低家庭收入的差距是15倍左右。而發達國家是6~7倍,美國是10倍。按社會警界線的理論,超過10倍就是貧富差距顯象化。從基尼系數這個指標來看,許多專家認為我國目前已經接近0.5也遠遠超過0.4的國際境界線。

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貧富差別的產生和社會群體的分化有一定的客觀原因。一是我國在改革開放后采取了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導向,后來又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則;二是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下崗失業的問題難以得到緩解,城市貧困人口在增加;三是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殊國情,使得農民的收入長期難以提升,農民工工資增長異常緩慢,并日益成為城市的弱勢群體;四是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比較突出的腐敗問題和社會不公的現象。

轉軌過程中縮小貧富差距有一個較長的過程。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在一些方面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制度安排,使政府難以在社會再分配中有效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農村改革的相對滯后,農村改革滯后于城市改革,城鄉二元制度結構沒有從根本上打破。2004年以農業稅改革為起點,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使農民收入有較大增長。但是,如果相關的配套改革措施跟不上,農民收入增長還缺乏穩定的基礎。最為重要的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而現在許多地方政府仍然片面地堅持以ＧＤＰ的增長為最重要目標,造成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匱乏,尤其是教育和醫療成為廣大老百姓最大的負擔。在市場微觀經濟主體已經形成的情況下,追求效率是企業的事情,政府應當主要關注社會公平,尤其是在當前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相對突出的情況下,政府更要從穩定社會環境出發,逐步實現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向共同富裕轉變,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

社會沖突潛藏于三大領域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引發社會沖突的領域在增多,如農地糾紛、拆遷矛盾,醫患矛盾、失業下崗、勞資沖突、就業困難、農民工歧視、城市貧困……您認為潛在危機最大的領域在哪里﹖

遲福林: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由于利益分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動,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相當多。上述問題其實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客觀地說,一些問題雖然是局部的問題,但如果處理不好,也可能變成全局性的大問題。就目前的情況看,我認為危機最大主要是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農地糾紛問題。當前我國農村上訪第一位的問題是土地糾紛問題。在近年來所謂的“圈地運動”中,我國已經形成了4000萬左右的失地農民。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一些地方的農地被強行征用,多數地方農民土地在征用過程中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如果農地征用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會積累大量的社會矛盾,并不斷形成社會沖突。我國的土地資源在全世界來說是相對短缺的,按照目前這種行政配置手段,還會繼續造成價格的低廉和資源的浪費。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實現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讓價格反映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不僅能夠使農民得到較高的補償,而且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資源。

二是失業問題。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年4月26日發布的《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表明,截至2003年底,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3%,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800萬人。但是考慮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許多學者估計,當前我國的失業人口達到4000-5000萬人。在“十一五”期間,失業率有可能超過國際警戒線12%,接近于1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了大規模產業結構調整期,與此伴生出高失業這一極難解決的負面現象。一方面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在增加,另一方面我們安排勞動力的能力在弱化。就業問題之所以重要,關鍵在于就業關系到個人生存的基本問題。我們說現在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但如果就業問題嚴重的話,一些人的生活會相當困難。更重要的是,就業涉及的社會面相當廣泛。從目前的情況看,涉及到國有企業改革,涉及到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涉及到大中專畢業生的出路以及相關的教育改革等。就業問題不僅關系個人和家庭的幸福,還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三是勞資矛盾問題。在我國市場化改革逐步深入的情況下,勞資關系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之一。而且,在許多地區,勞資矛盾日益顯化和增加。比如在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在東莞和深圳。2004年,勞資沖突千人以上的群體事件就有20-30起,主要原因是工資過低和超時加班。一些地方還出現了所謂的“血淚工廠”。在勞資關系中,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情況屢見不鮮。現在我們還缺乏一個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機制。去年就出現了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討還工資的現象。目前我國的農民工已經超過1億人,這個問題的解決已經刻不容緩。

建立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的緩沖機制

中國經濟時報:社會穩定要依靠一套完善的治理機制,政府責無旁貸。在社會沖突面前,政府應發揮怎樣的作用?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如何發揮?

遲福林:要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必須在政府轉型當中建立一套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的緩沖機制,從ＳＡＲＳ危機以來,我們看到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

政府必須更加關注弱勢群體,把解決廣大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作為第一任務,下大力氣解決就業、社會保障、基本的公共醫療和義務教育等關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

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要盡快打破城鄉二元制度結構。要以農業稅改革為起點,加快進行縣鄉政府改革,加快進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農民增收的穩定機制。

要建立有效的社會利益協商和表達機制,使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正常訴求能夠反映到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實施過程中,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結構。

中國經濟時報: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政府改革應從哪些方面著手?

遲福林:目前政府改革已成為下一步各項改革的重點。我國當前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的化解最終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得到根本上的解決,政府轉型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

政府改革的突出任務是實現職能轉型。在我國初步建立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從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只有實現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使政府把主要的職能放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才能夠為各類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解決創造良好的前提條件。

下一步,根據公共需求不斷擴大的現實需求,要實現公共政策的創新和轉型。從注重經濟政策向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并重的轉變,從封閉式、集中決策向開放式、民主參與決策模式轉變,從單一的行政手段向包括行政、經濟、法律等多種手段轉變。

政府必須打破自身利益的局限,要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加強自身建設和改革。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編輯：肖亭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