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指出，目前，中國企業儲蓄占GDP的比例已處于全球高水平，這與經濟轉軌過程未能充分解決企業成本／利潤扭曲密切相關。企業未將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潤轉移成工人養老、醫療和保險等支出，導致企業儲蓄顯著上升。

1996年至2007年，在勞動者報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業利潤所占比重卻從21．2％升至31．3％。目前，作為中國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

“從絕對數來看，近些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還是很明顯的，但從相對數來看，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切分，企業收入增長更明顯，政府收入則是恢復性增長，而且一部分作為轉移支付用來支持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我相信隨著政策優化和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比重會逐步提高。”賈康表示。

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研究員張培森指出，雖然中國政府財政收入連年增長，但財政稅收安排明顯體現了向民生傾斜、低收入者傾斜的力度，“國富”與“民富”并非此消彼長而是相互促進的關系，是有利于國民收入合理分配的。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決定實施兩年新增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2009年安排中央投資9243億元。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社會事業投資占44％，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占16％，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占23％，災后恢復重建占14％，其他公共支出占3％。

2010年中國共安排中央政府投資9927億元，在投資安排上繼續向“三農”、保障性安居工程、衛生教育等民生領域傾斜，向中西部地區、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繼續支持節能環保、自主創新和技術改造。

知名經濟學家、中國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常修澤指出，收入分配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制度體系，其中蘊涵著經濟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在收入分配上要防止陷入拉薩爾的“分配窄圈”，單純“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而是要超越分配問題，從更深層次的制度層面來思考問題。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喬傳秀日前表示，力爭到2012年基本在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著力提高一線職工的工資收入水平。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報告表示，將繼續從“限高、擴中、保低”的思路出發，采取措施推動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來源：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