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走下“神壇”的背后，是中國最早設立的經濟特區慢慢不“特”了。從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設立經濟特區，到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再到2007年新批準的成渝“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和武漢、長沙“兩型社會”綜改區，以及2008年新批的廣西北部灣新區，今年4月，在東北老工業基地沈陽又新辟了“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相隔一月，獲得特殊扶持政策的“中國－喀什經濟特區”宣告新生。由此，中國的“特區”布局，已經從南至北，由東至西，由經濟改革向社會綜合改革全面、梯度展開，而不僅是30年前的四個老特區。

在前不久召開的“廣東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高層理論研討會”上，專家們將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教訓歸納為：特區政策優勢在弱化，改革思想在淡化，改革銳氣在減退，發展速度在減緩。

而在今年5月末舉行的深圳市人大會議上，兼任代市長的王榮向全體代表坦言深圳正面臨資源瓶頸、二元結構、國際化水平不高、人口壓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不高及政府職能轉變差距等六大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羅力教授說，除了這些看得見的挑戰，更重要的是，還有些無形的挑戰在制約著深圳未來的持續發展，特區不得不面對更為復雜、更為現實、更為剛性的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