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本”并不等于高物價

日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在“2010亞洲經濟合作論壇”上的一席話，引發了網絡上的一波激烈質疑，他在發言中表示：

“我們沒有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政府政策的產物，拉動內需物價就要上漲。物價上漲正是在拉動內需的一個反應。所以我認為每年三到五個百分點的物價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左右的工資上升，每年一兩個百分點的匯率上升，我們中國要想成為強國，非得是“三高”。物價高、人價高、錢價高。”

“強國高物價”的言論被切身體會“高物價”壓力的網友紛紛痛批，輿論產生的余波至今尚未停息。

“高成本時代”是不是就等于高物價？這是人們都禁不住要問的問題。

今年6月24日，時任國資委主任的李榮融在中央企業科技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中指出，我國單位GDP能耗相當于德國的5倍、日本的4倍、美國的2倍；中國以占世界8%的經濟總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鋼鐵的44%、水泥的53%，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酸雨面積都居世界首位；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美國的1/12、日本的1/11。造成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發展方式粗放，根本問題是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高成本時代”下破解高物價隱患的重要一點，便是提高生產率。通過科技上的自主創新，發展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生產方式，在高科技含量與技術含量的支撐下消化掉“高成本時代”所帶來高物價壓力。

同時作為“高成本時代”的重要內容，更高的人力資源成本應該更加合理地轉化為勞動者的高收入，這也對未來在收入分配領域改革應對轉型期帶來的物價壓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經濟學家茅于軾曾在自己的博文中表示，低成本經濟是一個國家經濟起步時期的必經過程，而高成本所帶來的國家經濟地位和人的本身價值、生活質量的提升，是理性經濟時代的特征。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進入也正在進入一個更合理、更理性的運行階段。

比較發達國家的狀況，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勞動力成本比我們國家高得多，但他們的產品在較高的價格平臺上仍然具有非常強的競爭力，這固然得益于較高的技術含量，同時也離不開良好的整體經濟環境和社會性能做支撐。以此為鑒，要順利完成從低成本時代向高成本時代的過渡，社會性能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功課。

而我們國家在這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如誠信系統建設、金融體制改革等等。由于誠信體系缺位，金融市場不成熟，我們損失了相當大的競爭市場，未來增強競爭能力的重點就應該立足于這些方面，通過社會性能的完善，提升整體經濟效率，建立高投入、高產出的良性循環體系。隨著中國整體經濟技術含量的提升和社會性能的完善，中國經濟成功轉型和升級必將指日可待。

綜上所述，“高成本時代”已經不可避免的向我們走來，從“低成本”向“高成本”轉型期的陣痛還將在未來一段時間持續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怎樣縮短這個“陣痛期”更快更好地完成轉型，是我們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面對當前物價現狀以及通脹預期狀況，我們更應該滿懷信心、理性應對。

來源：半月談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