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據相關史料記載，改革開放政策是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過程中就開始醞釀的，鄧小平這個時候還提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這方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曹普：伴隨著思想解放，人們的頭腦也開始活躍起來。有些地方就率先開始了改革的嘗試。比如說在農村，萬里頂住很多的壓力，進行了農村的改革；在四川等地進行了企業改革，比如擴大企業自主權這一改革的嘗試。所以農村改革、城市改革都起來了，特別是農村改革的勢頭更猛一些。

在這期間還召開了一次國務院務虛會，1978年7到9月，務什么虛呢？就是怎么樣加快現代化建設，怎么樣把我們的發展搞得更快一些。務虛了兩個多月，得出了大家經過討論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新路子，集中起來就是改革開放。這次會議是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我們黨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中討論改革開放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會議的主持者是李先念，華國鋒是經常來參加旁聽這個會議的。會議結束后，李先念副總理做了一個總結講話。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這場革命的規模、它變化的激烈和劇烈可能不亞于我們過去所領導的任何其他的革命。他還說，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老框框，各種墨守成規的行政層次和行政區劃。他還提出了對外開放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引進來，這樣比什么事情都要我們從頭搞起的“爬行主義”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改革開放的意思都出來了。

在這期間，小平同志對于工作重點轉移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說揭批“四人幫”已經兩年了，總要有一個底，到一定時間就要告一段落，我們要把工作轉移到正常的工作軌道上去。這個“正常的工作軌道”實際上就是經濟工作。1978年9月，他在東北的一些講話都反復地闡述工作重點要轉移，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關于改革開放、關于工作重點的轉移都開始有所醞釀了。

主持人：您說到這兒我也想起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召開之前還有一個會議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那就是中央工作會議。那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到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哪些準備？達成了哪些共識呢？

曹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有一個比較長的，為全會做準備的會議。這個會議就是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是從1978年11月10日開始召開的，一直開到12月13日，實際上是開到了15日，為期36天。

這個會議最初的議題主要是研究經濟問題。在11月12日陳云同志在這個會上做了一個發言，講了工作重點轉移、加快經濟發展首先要解決歷史問題，他提出了幾個需要討論的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這一下子就改變了這次會議既定的日程和會議的議題。陳云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響應，經過充分的討論，這次會議在幾個問題上達成了初步的共識。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這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與會者經過討論一致贊成擁護實現這個轉移。從1978年以后，從1979年1月份開始，我們就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對這個問題大家沒有異議達成了共識。

第二是關于天安門事件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經過討論，在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做了一個宣布，宣布了9個重大決定，包括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包括對“二月逆流”等問題進行了平反，開始了逐步的清理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

第三個共識就是關于真理標準討論的問題，在這個會上就這個問題又展開了討論，肯定了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華國鋒在這個會上還做了自我批評。他說，提出“兩個凡是”確實是不利于人們的思想解放的，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他表示在這個問題上要做自我批評。經過討論，大家充分認識到了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

第四是關于中央人事問題的調整也進行了醞釀和討論。包括在會上有人批評了堅持“兩個凡是”的一些中央領導人，由此也提出要調整人事問題。比如建議陳云要做黨的副主席、包括習仲勛等人要做中央委員等問題也進行了討論。這些問題的討論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些問題上做出最后的決策做了充分的準備。

主持人：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做了重要的講話，這次講話又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呢？

曹普：中央工作會議在12月13日舉行了閉幕會，幾個中央副主席都講了話，鄧小平也發表了講話，講話的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講話稿他親自擬定了提綱。講話的內容一是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意義，他說一個黨、一個民族如果思想僵化就可能亡黨亡國；二是講了黨內民主的重要性，他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就是鴉雀無聲，由此他提出民主要制度化、要法律化，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想法認識的改變而改變。另外，還提出了改革的問題，他說再不改革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有可能被葬送，也特別提出了改革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等等。

這個講話講到了當時我們黨和國家發展的一系列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問題，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個主報告，也是一個解放思想的宣言書，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講話。